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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Piece_Go

现在观点很多，有人说要社会主义，那么社保就是必须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嘛，经济衰退的后果少提。作为决策者，两种对立观点你怎么抉择？没有明智就要被忽悠惨了。就像崇祯，他哥天启走前告诉他可重用魏忠贤，他却害怕魏是霍光，学史也看不懂，最后亡国。

我

唐太宗有句话说得很好，可惜一时找不到出处与原文了。我记得大意是，皇帝就像车轮的中心，被无数人用尽各种办法像车轴指向车轮中心那样去攻心，其实是处于非常危险困难的境地。不能明辨哪根车轴才是靠得住的，车轮就不能正常运转。这番话我觉得是他一辈子说过的最掏心窝的真心话。

猪猪夷希微

是啊，皇帝每天日理万机，接受无数谏官的言论，无事的事情等待处理。背后就是无数双虎视耽耽的自私的眼睛。怎样取舍，不练就火眼金睛行吗？有人说太宗也不是什么话都听，納谏本就如此，从善如流，可是先要辨别什么是善。

我

什么话都听那叫耳根软没主见！庸人、道德家只见唐太宗做纳谏秀，不见他有听有不听的选择是怎么做出来的，那才是政治家要好好研究的高明手段。

日暮醉酒归

政治家如果不懂经济或没有直觉，天天面对的一大堆言官的各种的言论，确实很难权衡。除非他们敢试敢闯，跟做化学实验一样，搞特区用不同的配方，来看效果作比较。

我

大家只见唐太宗时代的所谓“从谏如流”很美好，却不见明清亡国之前言官一味道德高调误国误民的惨痛历史，根本就没抓到事物的本质与关键。

要是一个历史学家既懂唐初史又知明清史，诚实地面对历史事实，他会觉得精神分裂的。为了避免精分，就硬说唐代开放进取明清闭塞保守，其实魏征在对外事务上也保守得很，但唐太宗在这种事情上根本就不听他的。真正关键的不是听不听意见，而是在上者能否判断什么才是正确意见。

北区307

李老师，您引太宗的话应该来自《资治通鉴》卷196：“上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凑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宠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此其所以难也。”

我

谢谢！我家读者的高手就是多，让我省不少事啊。我还以为是在《帝范》之类的地方呢。

猪猪夷希微

关于納谏的利弊，不用到明清，在唐文宗朝就让人见识到了。去河北賊易，去朋党难。甘露之变，太监们将朝臣杀尽了，朝廷反而气象一新。我看着反而有一种大快人心的感觉。马上就秩序恢复，不久就迎来了武宗会昌中兴，然后就是大中之治。朝中大臣需要时时警惕鞭打的，人主一旦放松，就开始臭哄哄的烂，最后从朝廷烂到民间。

我观史书，对太监非常同情，觉得写史的人明显是文人，在有意贬低太监。太监的存在必然是朝官开始烂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至于发展到了废立皇帝，行元老该做的事，就有点太过了。

其实宋朝那种文人制度，早在唐末就已经走向成熟，所差者，只是这么多兵将往哪里放。到了晚唐和晚明，其实朝廷里真正的元老和栋梁是太监，朝臣皇帝都是浮云，杀掉他们，朝廷也就塌了。

大唐帝国，一个炫烂的时代，一个伟大的制度轰然倒塌，只为迎接另一个繁华世界。对节度史，对人才辈出的大唐又爱又恨。大唐人物，群星璀璨。大唐官员的竞争，可谓步步见血，步步踏实。

我

科举制度的一个麻烦就是造就了文官大臣这个新的利益团体。皇帝多了个利益团体要打压，人家还掌握着写史书、千秋之后对你口诛笔伐的大权！

珠贝岗

东汉刘秀也是群星璀璨，刘秀本人还是个大大的伯乐。

孙孙孙幼台

想起了高祖刘邦，在楚汉相争僵持阶段，郦食其向刘邦建议复兴六国王政，以此来削弱项羽，刘邦听后觉得可行，张良拜谒后，说给他听，张良筹箸为谋，刘邦立即幡然醒悟，大骂儒生并销毁封印。张良为什么死心塌地跟着刘邦而不去辅佐韩王？就因为刘邦不仅听意见而且懂得分辨。

我

刘邦是纯粹的伯乐，他的成功雄辩地证明做皇帝不需要自己懂，只需要懂听从真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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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经济学讲义》的最后一讲“政治经济学”中指出“明智的独裁”是最好的政治制度，但如何确保独裁者明智是一个大难题。古代中国想出来的办法成功地延续了几千年，是值得我们后人好好地研究学习的。君主制加选拔制（配合科举），就是古代中国的答案。皇帝之外的所有人都要以学识与政绩来竞争“上岗”，只有皇帝这个位置保留封建制下普遍采用的世袭制，以确保最高权力的产权界定足够清晰。但怎么确保未经学识与政绩来竞争上岗的皇帝也是明智的呢？学习前人中的明君是最主要的途径，这促成了中国重视教育之余还特别重视历史的教育——史书详细记载，除了是对皇帝施以“千秋笔伐”的约束这个功能之外，就是教育后来的皇帝。

其中唐太宗是被奉为中央集权时代（即秦统一中国之后）最大的楷模，是不无道理的。但后人太过从道德角度来理解他的所作所为——以致把“玄武门之变”这在道德上确实是个污点过分放大，其实从纯粹的政治斗争的角度来看事属寻常，无可厚非。——可说是浪费了他的“教育意义”。例如关于纳谏这回事，提起唐太宗大家几乎条件反射就想到这一点，但如果多看史书，历史上肯听大臣意见的皇帝多的是，为什么史书独独对唐太宗的事迹特别推崇备至？例如春秋时齐国晏子所辅助的齐国国君就是非常能堪称以“忍气吞声”的态度来听取晏子堪称是“冷嘲热讽”的劝谏。但为什么晏子虽然也能名列春秋名相之一，却跟前辈管仲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当时的齐国国君更是根本不能与齐桓公相比，连中兴之主都算不上呢？就是因为唐太宗真正的厉害之处并不是“纳谏”，而是“择善而从”，能择，愿从，这才是明君的风范。而晏子所辅助的齐国国君虽然对晏子的谏言非常容忍，但他同时也被另外一大堆佞臣摆布来摆布去，他不仅仅是听晏子，他其实是啥垃圾都听！当然，在愿意听取臣下意见的人君主之中，他还不算最糟糕，毕竟他还是能听晏子。最糟糕的是专挑坏意见听，而不听好意见的领导。只是史书上当然不把这种皇帝听坏意见称为“纳谏”，而说成是奸臣迎合上意专门挑些皇帝喜欢听的话来说。但其实中立地看，都是听意见嘛。

事实上，唐太宗还说过一句非常准确地描述“皇帝本职工作内容”的话，那就是“无非选人与用人耳”。是的，皇帝的本职工作其实不是治国，而是选出正确的人，正确地使用他去替自己治国。

而除了“择善而从”与“选人用人”之外，唐太宗在处理贪污的事情上也非常值得后人学习——但历史教科书与历史学家的研究几乎从不提这些真正重要的点，全扯到道德那边去了，当真是“暴殄天物”！关于唐太宗对贪污的处理，史书的记载有好几处，但我认为关键的是两个记载。一个是他初即帝位时，史书记载当时官员普遍贪污，令他十分忧心，于是想搞“钓鱼执法”来抓个现行贪污犯来杀鸡儆猴，果然有蠢到死的官员“顶风作案”上钓了。但当他要将之杀一儆百时，魏征出来阻止了他，说搞这样的“钓鱼执法”皇帝你自己就在大臣的心目中信誉扫地。魏征这一劝谏是对的，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以己之邪岂可使人正？

这一记载除了表面的意义之外，还隐含地反映了大唐建国初年吏治也很腐败，并不是一开始就风气清廉的。这应该跟唐完全继承了隋的所有制度、机构、大臣是有关系的，正所谓“换汤不换药”，只是换了个皇帝，整个统治阶层与人员结构都几乎没变。但吏治应该最终还是得到了改善的，否则何来“贞观之治”的盛世？但到底是怎么治贪的，史书没有记载。史书没有记载本身就已经暗示了很多事实，这说明唐太宗绝不是像朱元璋那样搞声势浩大、影响广泛的清洗运动来治贪的，否则肯定会在史书记载中留下痕迹。由此可以推想，唐太宗的治贪用的是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例如可能是就事论事地惩治具体的贪污行为，但只要改正了就继续任用；若屡教不改就在日常的人员任免之中不动声息地逐步清理出官场。

另外一个关于贪污的记载，是贞观十六年时发现了一个大贪官叫党仁弘。他是早在唐高祖起兵攻占长安的时候就已经追随李氏父子，是元老功臣；在洛阳之战中也通过确保军队的后勤供给不断而对战争的最终获胜立下重大功劳。而且史书记载描述他有才干谋略，在多处为官，所到之处都有良好的声望与政绩，因此受到唐太宗的器重。但他性情贪婪，在广州任都督时被揭发贪污高达百万，依律如此规模的贪污行为是要处死的。但唐太宗以他有大功而向大臣们为他求情，并以自己破坏了国法而做了些自我惩戒的行为，一边下罪己诏声明自己做得不对，另一边还是行使皇帝特权赦免了此人，剥夺官职，贬为庶民，流放到钦州。结合上述张五常教授的文章中第四条关于“将功赎罪”的内容，这条史实是值得大家好好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