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四年前，在给学生布置关于《经济学讲义》的第九讲作业——即以“价格管制理论”解释医疗行业中的收红包、以药养医等现象——时，我发现了张五常教授所写的《价格管制理论》的问题所在。教授在新版的《经济解释》中回顾此事时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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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作《价格管制理论》是一九七四年四月在《法律经济学报》发表的。我怀疑该学报的主编科斯有细读该文。同事巴泽尔多次说那是我最重要的论著。当七四年初我正要把文稿寄给科斯排版时，身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哈里．约翰逊（Harry G. Johnson）来信，叫我把该稿毁掉，从头再写！他说该文的中心思想非常重要，但以价格管制为题下笔是歪着。今天回顾，哈里可能对，但当时我有困难。该文的思维起于一九六九年我大兴土木，调查香港的租金管制，跟着一九七三年写《价管》那几十页纸花了一整年，修改了无数次。哈里来信时，科斯的秘书正在催稿，无心恋战，交出去算了。我当时也认为哈里轻视了我对不均衡的阐释。

是巴泽尔给我误导吧。构思该文的内容时，我频频跟他研讨，他明白，一直把我正在动笔的捧到天上去。我可没有想到，他明白不等于外人也明白。结果是外人不容易读得懂：哈里旁观者清，建议我从头用另一个角度再写，不无道理。往事依稀，但也不是毫无收获。两年前一些朋友告诉我该文被放进了两份经典文选系列，也有一些研究院放进读物表去。

《价格管制理论》的中心思想是上节分析的收入权利没有界定的主人，导致租值消散，但参与的竞争者有减低这消散的意图。主旨是：减低租值消散的行为就是价格管制带来的现象了。本节旧话重提，我先写上一节，为的是要先回应哈里当年要我从头再写的建议：他认为收入权利没有界定惹来的租值消散与减低租值消散的行为是重点，不是价格管制。可惜故人谢世三十五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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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关于约翰逊的批评，引述得看似清楚，其实不是那么好理解，我是直到让学生做关于价格管制理论的作业时，才终于明白约翰逊的批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以医疗行业为例，对医疗服务的价格管制最一开始主要并不是导致非价格准则（如排队）的出现，而是想方设法绕个圈子又回到价格准则上去——如送红包给医生是以红包的名义实际上把医生应得的价格又付回去，而以药养医是在药物上加价把其实是医生应得的价格以药价的名义又付回去。所以教授在《价格管制理论》中着重分析的价格管制的本质是政府强行局部地废除了价格准则，在那局部上会有什么非价格准则出现来替代，显然不太对。在那局部上并没有出现非价格准则，出现的是绕道回到价格准则，重要的是如何绕道或绕什么道——是以红包之类的名义付钱，还是在有互补性的物品（如药物）上加价来付钱？当然，教授该文的结论还是对的：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租值消散或交易费用增加得最少的方式会被采用。只不过这个方式不是非价格准则，而是绕回价格准则。

让我更清楚地解释吧。只要产权没有界定，租值消散就会发生。但通过观察事实仔细分辨会发现，产权没有界定有两大成因：其一，界定产权的交易费用太高，于是人们在自私本性的驱使下选择不界定产权（如公海），这时非价格准则会出现，导致租值消散。同样是因为自私，人们会尽量地减少租值消散，最能减少租值消散的非价格准则就会被选择。这时不会出现绕道回到价格准则的现象，因为交易费用太高导致产权没有界定，价格准则是不可能出现的，无论绕不绕道，目的地都不可能是价格准则。

其二，界定产权的交易费用其实不高，价格准则是可以出现的。但政府搞价格管制，导致价格准则被局部地废除。这时一般而言非价格准则不会出现，会出现的是人们设法绕道回到价格准则——因为毕竟产权界定并不困难，价格准则没有租值消散的优势远远压倒了非价格准则有租值消散的劣势，人们宁可付出绕道的额外费用（交易费用），也不会愿意付出承受非价格准则有租值消散的代价。因此，准确地说，价格管制导致的租值消散是绕道费用，而不是非价格准则的租值消散。显然，教授的《价格管制理论》一文以香港的租务管制现象为例，分析的是这种情况，但在理论上他却是以前一种情况为分析对象，这就是为什么约翰逊批评他的文章是写偏了，要重写。

注意：我很小心地说“一般而言”价格管制下非价格准则不会出现。为什么我要特地加上“一般而言”这个限定词，而不是确切地说非价格准则一定不会出现呢？就是因为“先到先得”这种非价格准则往往会在价格管制下出现。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支撑“先到先得”这种非价格准则成立的游戏规则就是排队，显然排队是最简单、因此是交易费用最小的游戏规则。换言之，以游戏规则造成的交易费用最小而论，“先到先得”是租值消散最小的非价格准则。看看现实吧。即使没有政府的价格管制，由于随着供求状况的变动而频频调整价格是有交易费用的，所以卖方很多时候也不会真的一看需求大增就立即提价，而是由得买方排队。出现排队，都意味着价格偏低（低于供求平衡的价格），原则上提价可以消除所有排队现象。但提价的交易费用高于提价消除排队所收回的租值，人们就会选择不提价而是排队。而之所以排队而非其它非价格准则出现，就是因为在众多的非价格准则中，排队这游戏规则最简单，交易费用最低。也就是说，当可收回的租值微不足道时，排队往往会替代了严格地遵守价格准则。最典型的对比例子是：餐馆在周末周日这些营业高峰期不是选择加价，而是选择让顾客排队；但春节期间却是选择加价（以加服务费的名义进行），而不是选择让顾客排队。

再转向有价格管制的情况。如果价格管制只是短暂地出现（类似于餐馆的周末周日出现短暂的营业高峰期），或者管制幅度不大、可回收的租值不高，立即出现的仍然是排队，而不是红包、在互补性物品上加价这些绕道回到价格准则的做法。然而，当价格管制长期持续，而且管制幅度较大，使大量租值被置于无主状态，绕道回到价格准则的做法一定会上升为主导，排队会下降为零星现象。因为绕道回到价格准则虽然有绕道造成的交易费用，但它减少的租值消散大于这绕道费用；而排队这游戏规则虽然因为简单而交易费用低，但它作为非价格准则导致的租值消散很大，抵销了游戏规则的交易费用低的好处。

但是当政府加强管制——本质上是堵塞绕道回到价格准则的通路，或把绕道费用增加到抵销了它所能减少的租值消散（如将收红包、以药养医定性为贪污腐败的刑事违法行为，以轻则重罚、重则解雇的严刑峻法予以严厉取缔），价格管制的效果就开始类似于产权没有界定——政府的作用本来是界定产权（保护产权），现在却是禁止界定产权（侵犯产权），这跟自然客观条件导致产权界定的交易费用太高就有了同等的效果（人一般不可能推翻政府，正如人在科学技术不足的情况下无法抗拒自然力）。这时，非价格准则就会出现以替代价格准则。

如果说宽松的价格管制下绕道回到价格准则的交易费用最低的方式会被使用，那么自然的客观条件或政府极其严格的价格管制所导致的产权难以界定下，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租值消散、实施起来的交易费用最低这两个条件综合起来最有利的那种非价格准则就会出现。要最大限度地减少租值消散，有两个努力的方向：其一是我给学生做作业的过程中“顿悟”到的，那就是要减少参与者的人数——推到尽，如果能使得参与者的人数减少为一人，那其实就已经相当于成功地把产权界定给这唯一的一个人了。这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公海捕渔中政府要以牌照管制来约束参与者人数。其二是最近受“敏友”在此帖（http://tieba.baidu.com/p/4330040586）之后发的评论（在11楼）的启发，那就是要使不同参与者的成本差异巨大——边际上的参与者与边际内的参与者之间有巨大的差异，边际内的参与者就享有了较大的租值，其实就是保全了租值没有消散。

减少参与者人数这个要点比较好理解，我也曾经在《贸易的真相》一书中分析“中央集权制”（大一统）、“家天下独裁制”（君主制）时运用过这个要点来解释将权力集中到中央、甚至进一步集中到皇帝一族的优点正是减少了参与权力斗争的人数，从而减少了租值消散——从地方（诸侯国）之间的卷入众多百姓的战争缩减为中央上层的权力斗争，再进一步缩减为皇族之内的宫廷斗争，本文就不再对此多做分析。

要深入分析的是“敏友”提出的要点：增加参与者之间的成本差异。这个要点追溯其思想起源，其实可以追到《经济学讲义》第四讲中提及的“稀缺”。张五常教授曾指出，李嘉图的“级差地租”理论有其正确性——土地如果数量无限、且无质量差别，地租不会出现。土地即使没有质量差别，但只要数量有限，地租就会因数量有限而造成的稀缺而出现；土地即使数量无限，但只要质量有差别，地租还是会因质量有差别而造成的稀缺而出现；当然，土地如果既数量有限，又有质量差别，两种因素都共同促成了稀缺，地租肯定会出现。李嘉图的“级差地租”理论所描述的其实就是第三、四种情况——如果土地数量无限，质量最差的土地没有地租，质量越高于最差土地的土地就有越高的地租；如果土地数量有限，质量最差的土地还是会有地租，余者类推。从事实上看，荒芜之地人烟稀少，相当于第三种情况成立，最差的土地（如石头）不会有地租；人烟稠密的大城市，相当于第四种情况成立，最差的土地（如城乡结合部）也会有地租，但相比于黄金地段的地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后来教授关于国庆高速路免费引起大堵车的分析文章里再次谈到公海捕鱼的例子，指出公海的租值要全部消散除非捕鱼者无限多而且彼此相同其实就是重复了这里的分析。）

把只适用于土地的“级差地租”理论一般化，就是成本差异带来租值的出现。先从土地这个具体例子来理解吧。假设两块土地一块肥沃一块贫瘠，前者不作任何耕种、只需把种子随手洒下、任由自生自灭也能有收成；后者深耕细作、施肥浇水之后也有完全一样的收成。同样的收成卖到市场上去，假设收成本身没有质量差异，得到的收入是一样的。但显然前一块土地的耕种成本极低，后一块土地的耕种成本极高，因此一样的收入有完全不同的收入分配。前者的收入要分配给土地，是土地的租值；后者的收入要分配给耕种者，是劳动力的租值。这样，肥沃的土地比贫瘠的土地获得更高的地租。

把这理论用于产权没有界定的情况。公海捕渔不是从一开始就出现政府的牌照管制的。在捕渔技术大发展之前，人们有相差极大的钓鱼技术就已经在事实上界定了产权——不是由政府界定，而是由不同的钓鱼技术来界定。钓鱼技术好的人与钓鱼技术差的人相比，花费同样的时间前者有更大的渔获量，这样公海的鱼的租值其实是转为钓鱼技术好的人的个人（技术）租值，从而得以保全，没有被消散。钓鱼技术差到其单位时间的渔获量还比不上他从事别的工作的收入时，这样的人会在自私本性的驱使下选择不来钓鱼——尽管公海是免费的。从这个角度来看，钓鱼技术（严格来说是学习钓鱼技术的能力）在事实上构成了进入公海的门槛，有效地减少了参与公海捕鱼的人数，这是我前面提到的减少非价格准则造成的租值消散的第一个要点。但随着捕鱼技术的进步，钓鱼技术变得不重要，学习能力无法再构成有效地排除相当一部分人在外的进入门槛，更重要的是购买捕鱼设备的资金门槛。但一个人即使财富有限，也可以通过借贷来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所以捕鱼技术的进步取代了钓鱼技术的学习在本质上是减少了不同参与者之间的成本差异，造成公海的租值消散变得严重。

有人可能会觉得捕鱼技术的渔获量比钓鱼技术大很多，才是造成公海的鱼迅速被捕杀殆尽、租值消散严重的根源，但这是不对的。想象一下，如果捕鱼技术只为一人所知，其他人无论如何不可能掌握，所谓公海之鱼其实已经成了他一人独占的私有财产，他为了能够年年有渔获，绝不会将公海里的鱼一次性捕尽杀绝。放宽一下这个极端的假设，捕鱼技术为多人所知，但他们之间的成本差异巨大，成本最低的人所能捕获的鱼有相当一部分是其他人不会去捕的（因为他们的成本太高，捕之不划算），这部分鱼就相当于是只有他才有技术捕获的鱼，跟前面想象出来的那种只有他一人掌握捕鱼技术的极端情况其实是性质一样的，这个人也绝不会将这些唯他独能捕获、其实就相当于唯他独有的鱼一次性捕尽杀绝。当然，他能捕获、其他参与者也能捕获的鱼，就不再是他所独有了，就会被所有能参与的人争相捕尽杀绝，比起前面想象的极端情况（只有他一人有技术）出现了较大的租值消散。这较大的租值消散显然是因为参与者之间的成本差异缩小造成的。

转向严格的价格管制导致的产权难以界定的情况，让我举医疗服务为例。如前所述，在政府的价格管制执行得并不严厉的时候，医生收红包盛行，排队现象只是零星地出现。后来政府严禁医生收红包，以药养医遂大行其道，排队现象也比以前有所增加，但还没到“惊天地泣鬼神”的地步。现在连以药养医也明文禁止、大力打击，排队现象就变得疯狂起来了。其实那些推行公费甚或免费医疗的发达国家，排队现象也非常严重，是严重到不是病人以血肉之躯亲自在医院内排队等候，而是以预约的方式来排队——让病人排起了一条无形的轮候队伍。一排短则几天、几周，长则可以是没谱的，以至于有“小病等到好，大病等到死”之说。其实正因为排队的严重程度普遍超过一天，外国才要搞这种预约制来将有形的排队变成无形，以免病人等到当场死在医院——美国的急诊室就确实不止一次发生过病人在有形的排队中等到当场死亡的事件。

以血肉之躯在现场等待，其租值消散程度其实是小于预约制下的无形排队。因为不同人的时间成本差异是很大的——没有工作无所事事的人与整天忙得不可开交的企业家显然有巨大的成本差异。而且市场会自发地出现票贩子，本质上是由时间成本最低的人去负责排队，以他们低廉的时间成本来替代时间成本高昂、宁愿付钱的人，从而将时间成本高昂的人的时间成本转化为价格，也就是部分地回到价格准则，减少了租值消散。可是将现场等候改为以预约的方式进行无形的排队，不同人的时间成本差异其实是变小了，因为等候的过程中可以继续日常生活。而根据前述的“增加参与者的成本差异有利于减少租值消散”的要点，这时的租值其实是消散得更厉害的，但表面看来每单位时间的成本是下降的——因为无形排队时人们可以继续日常生活。这给了人们一种错觉，以为租值消散有所缓和，其实总的租值消散（每单位时间的成本乘以等待的时间）是增加的。因为没有预约制之前，从成本减少的角度看，是票贩子以较低的时间成本替代了时间成本高昂的人，整体上减少了所有等候之人的时间总成本；从收益（租值）增加的角度看，是时间成本高昂的人因经不起这个租值消散而转向票贩子，从而使部分租值转变成价格，即部分地回到价格准则，从而减少了租值消散。这样，预约制下每单位时间成本的下降是以等待的时间延长为代价的，这解释了为什么同样是排队，外国的人口比中国少得多，等候的时间却反而更长。

关于票贩子（黄牛党），要特别地提示以下要点：其一，票贩子拿到钱后，原则上并不会分给医生。医疗状况不能通过回收租值来得到改善，从病人和医生的角度来说，租值消散是增加了的。所以跟红包和以药养医比，排队有票贩子肯定有着更大的租值消散；但与预约制相比，部分租值转变成了票贩子的收入，还是减少了租值消散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医院也不待见票贩子，同时也抵制预约制，因为这些都脱不了排队这非价格准则，无助于减少医院的租值消散。其二，如果票贩子是家养黄牛，那其实已经不是排队（家养黄牛哪里真的需要排队？），还是属于绕道回到价格准则，只不过是以黄牛而非直接以医院的名义把钱收回来。也是早在四年前我就已经在布置《经济学讲义》第九讲中关于“价格管制理论”的作业时以春运火车票为实例，分析了火车票的黄牛党其实是铁道部家养的。在那之后没多久，火车票就推行了实名制，一篇杭州的新闻报道完全验证了我的分析：从黄牛党那里买到票的人是走员工通道上火车的，可见那是家养黄牛的票。当然，这新闻曝光之后，铁道部称该黄牛是“临时工”，已将之解雇……事实上，能长期活下来的黄牛，一定是有家养成分的——即使不是铁道部或医院中人，也与它们有收入分成的安排。因为铁道部或医院会致力于驱逐对他们毫无好处、只会损害他们声誉的野生黄牛。

小结：“敏友”所发现的“成本差异越大，租值消散越少”这个一般化的结论是对的，因为边际内的人的租值是得到保全的，或者是像钓鱼技术那样转化成个人租值，或者是像票贩子那样转变为价格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