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官方当然是认为本国经济已经开始复苏，所以才出现去年年底美联储自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首次加息。但今年中国的春节前后，美国股市又大跌，看上去美国经济并不理想。

美国经济到底如何？一种最传统的方法就是看统计数据，看GDP的增长率、通胀率和失业率等几个指标，但这些数据总是反反复复，时好时坏。第二个方法是看股市，因为俗话说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对经济好坏的反应有先导作用，可以借此判断经济状况。自2008年以来，美国股市的整体表现是不错的（虽然近期暴跌），看似支持美国经济缓慢恢复的主张。但上述数据误导性很大。

先是GDP的数据反复无常，很难摸得准，所以这个指标可以放弃。以通胀率来看，金融危机后美国的通胀率一直不高。按经济学理论，若经济复苏，伴随经济增长的起码是温和的通胀。美国的通胀率这8年来虽然没有跌到负值，但一直徘徊在通缩的边缘，这是伯南克在任内一直不肯退出QE的重要因素。

而美国的失业率也是反反复复。伯南克也曾警告过失业率的数据不可靠，这有几个原因。一是美国的失业率是统计首次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数。这些人领取一段时间之后，按规定是不能再继续领取的。这规定是对的。因为若失业者一直可以领取救济金，找工作的动力就会被削弱。特别是经济衰退时，能找到的工作工资下降，而失业救济金却不会因为经济衰退而减少。这带来第一个结果就是，若经济衰退的时间较长，且超过了失业救济金的可领取期限的话，以此来统计失业率就会存在着失真——失业率看起来下降了，但很可能只是长期失业的人不再领取救济金而没被统计进来。二是经济不景时会出现更多的兼职或零工，而不是正规的全日工。2008年之后，美国的这一就业趋势是强化了。这与奥巴马推出的医改息息相关。医改要求凡是公司雇佣的正规的全日制员工，都必须强制性缴纳医保。这就导致很多公司为降低这方面的支出，把原来的全日工改为零工，再发放出去。所以有一种说法就是奥巴马的医改正在使美国成为“兼职大国”。兼职或零工的增加也使得美国现有的失业率统计失真。与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情况相比，美国现在的失业率数据较为好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失业”人口转为兼职和零工。

再来看美国股市。与大萧条时相比，美联储对货币理论的掌握是大有长进了。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迅速推出QE，向实体经济注入很多流动性。而股市比起实体经济对货币量的反应更灵敏。经济衰退时，资金投入实体经济做生意失败的风险是上升的，从中抽身退出也很难，而金融领域的钱则可以快进快出。所以中央银行在经济衰退时放出的货币会优先进入金融领域。美国的股市在危机后没有出什么大问题，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得当是功不可没的。另外，美国的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的业务大多都国际化了。美国的国内市场衰退，这些公司可以通过国际市场（尤其是中国等新兴市场）寻求投资机会，以支持其盈利能力，进而支撑股价。美元是国际货币，美国公司投资海外市场就更方便了。因此，今天的美国股市反映的已经不是美国经济的状况，也不是反映全球的平均水平，实际上呈现的是在全球范围内最优的投资组合。以股市来衡量美国本土的经济状况就存在很大的偏差。

在经济危机时，特别是现在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应对危机，会有加剧贫富分化的效果。为什么呢？因为QE使得美国的联邦基金利率近于零，这意味着从联储借入资金的成本近于零，等于借钱不用付利息。欧洲、日本甚至出现负利率，借钱反倒有收入。这种状况对债务人是非常有利的。但问题在于谁才能从中央银行借到近乎零成本的资金呢？穷人或信用差的人是借不到的，能借到的都是信用良好的富人，包括大公司大机构。这带来的就是“马太效应”，有钱的人越有钱，因为他们能享受到量化宽松下低利率的好处。而没钱的人就越越没钱。美国的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借钱几乎是零成本，但商业银行向普通人放贷的利率仍高达5%以上。再加上通缩的因素，真实利率就更高了。

这个推理是得到美国家庭“中位数”财产的变动情况的支持的。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处于中位数以上的美国家庭的财富反而是增加的，但处于中位数以下的家庭的财富是缩水的。股市实际上是类似的情况。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当然是优质的公司，它们更能享受量化宽松的好处。

第三个方法则是观察市场形成的数据，因为它们比政府的统计数据更可靠。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数据就是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尤其是像30年期这样的长期国债。现实中的利率是由通胀（货币量决定）、风险（交易费用）和投资回报率三种因素的叠加决定的。美债的信用等级很高，这就剔除了风险因素的影响。美国现在也没有通胀，通胀因素也排除了。这样，30年期的国债能比较好地反映市场对未来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的预期，而预期又是由现在的经济状况影响形成的。美国30年期的国债利率近年来一直很低，近期股市暴跌之后又更进一步下跌。这反映了市场对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本土的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是很悲观的。

还有第四个方法，那就是完全抛开数据，通过观察一些特定现象，从中推断出更可靠的结论。比如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张五常教授回大陆游览，发现一些城市比之前多了很多厨余和生活垃圾，尽管当时普遍还是贫穷，但这已经说明财富在增长，民众比之前富有了。为什么呢？因为之前物质极其匮乏的情况下，吃剩的鸡骨头是不舍得扔掉，而是要再用来煲汤的，哪怕还有一点点营养都不舍得放弃。现在出现了吃剩的鸡骨头这类垃圾，说明物质明显丰富了一些，不再稀罕鸡骨头了。在当时物质匮乏的条件下，通过观察厨余即可判断经济的状况。

当然，局限条件变，推断也会跟着变。现在到一个城市，若垃圾遍地，则说明这个城市的经济不行。为何会垃圾遍地？可能是财政没钱请人清扫城市，财政收入低说明经济体创造财富的能力差。而民众能忍受垃圾遍地的环境，这也说明他们的收入不高，富裕的人会更注重生活环境的质量。所以现在再出现垃圾遍地，解读的结论就要倒过来了。

那么这种观察特定现象来判断一国的经济状况的方法，如何应用于判断美国经济的真相呢？那就是当前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的美国两党初选。选战中透露了非常明显的信息，告诉人们美国的经济并没有真正复苏。

传统上美国的民主党偏左，共和党偏右，但受两党党团制度的制约，它们推出的候选人都是温和派。特别是处于二战后最长的经济增长期间之内的克林顿时代，两党在很多经济政策的差别并不是很大，这说明一国经济越好，其政治取向就越中庸（温和理智）。

但这次的两党初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现象。共和党有极右的特朗普，民主党有极左的桑德斯，桑德斯甚至自称是“社会主义者”。在美国这资本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无疑是极左的代名词。他提出的主张都是以欧洲的高福利国家为样板，要求大学、医疗等全免费，是典型的反市场，还扬言上台后要“灭了华尔街”。极右的特朗普则是种族主义者，视“政治正确”如无物地大放厥词。除了特朗普之外，共和党另一位重要的候选人克鲁兹的竞选主张也属于极右的范畴。

为什么在两党初选中会史无前例地出现这些极端言论，而且不仅出现，这些候选人还非常受欢迎，得票率高居第一第二。尽管在共和党艾奥瓦州的初选中，特朗普落败了，但在民调中他一直领先，而且让他败北的恰恰是另一位极右的克鲁兹。而在民主党初选中，希拉里也先只是在首州选举中险胜桑德斯，第二个州甚至远远落后。这样的结果让人不禁要疑惑：今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难道竟然会是极左和极右的对决？

根据经济学中的选举理论，与欧洲的多党制不同，美国实行的是两党制，两党候选人为了当选，其政见会向中间靠拢，以迎合选票数量占多的“中间派”。从历史事实来看，欧洲多党制国家里走极端的政党确实能够通过选举上台，如二战前德国的希特勒、现在的希腊等。但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

欧洲的历史经验表明，极端政党能上台都是出现在经济恶劣的非常时期。像希特勒在二战前能上台，是因为一战战败要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又适逢大萧条的冲击，于是以超级通胀来应付，中产阶层的财富遂一夜之间被通胀一扫而空。希特勒把经济恶劣的原因归结为外部因素，提倡种族主义，民众很容易就被煽动起来。

中产阶层本是一个社会的“稳定器”，因为如果经济运作良好，他们是最愿意保持现状的人群，绝不会支持极端言论，否则社会陷入分裂动荡只会使他们的收入与财富受到冲击。但如果经济恶化，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尤其超级通胀对中产阶层的财富的恶劣影响最大，因为他们的财富主要以存款的形式存在，不像底层反正没啥积蓄，而大富阶层多以房产、证券等可以对抗通胀的资产形式持有财富。再进一步如果经济恶化的后果是贫富分化，这也意味着中产阶层被往下扯向贫穷的底层。所以经济恶化全是对中产阶层最不利的，他们对社会的不满情绪比其它阶层要更迅速地高涨起来，反映在政治上正是政党候选人的言论会走向极端。现在的欧洲就是如此，越是受欧债危机打击严重的国家，极端政党就越有可能上台，如希腊等。

在美国的历史上，大萧条是经济极端恶化的事件。大萧条发生前的胡佛总统持有市场自由主义的理念，执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大萧条发生后上台的罗斯福总统，提倡大政府，虽然比较左，但还不算极端。现在美国竟然两党均出现了极端的、而且还是受欢迎的候选人，说明美国经济的真实状况应该是相当糟糕，特别是持续8年的复苏无望，中产阶层深受打击。这恰恰与前已述及的美国中位数家庭财富的变动状况是吻合的。这些苦逼的中产阶层，一些人把原因归咎于华尔街，认为美国财富分配不均，是富人盘剥或政府政策对富人额外照顾造成自己的财富不断缩水，这就是民主党中极左候选人“仇富言论”的成因。而另一些人则把原因归咎于外来移民，这就是共和党中极左候选人“种族言论”的成因。

美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极端言论的候选人，不仅是两党制下要向温和派靠拢，更重要的是两党均有一个党团机制，有所谓的“超级代表”，他们属于党内“精英”，一票顶万票，在初选中制约着持有极端主张的候选人不能出头。这个机制将选举权力更多地交给精英来控制，是一个防止“多数人暴政”的设计，用于制衡容易受到极端言论煽动鼓噪的愚昧的大多数。

（按：这里说的“超级代表”是防止“多数人暴政”的设计，言之下意就是说它是非常不民主的。其实美国的政治制度在所有的西方国家中是独裁色彩最浓厚的，除了美国总统的权力极大——除非有严重罪行否则不能被国会以“不信任动议”罢免，可以一票否决国会通过的议案，可以任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之外，这里的“超级代表”制度也有让“精英”（也就是被认为是明智程度高的人）掌握较大权力，与“明智独裁”大有异曲同工之处。政治学中关于美国的政治制度的描述常用“行政主导”、“精英政治”等术语，其实就是对“明智独裁”的美其名曰。这一段是报纸刊登的内容里没有的，只在这里补充，看过我的《经济学讲义》的“政治经济学”一讲的人应该能看出这些补充的分析。）

因为有这个机制在，这次两党初选出现的极端候选人特朗普和桑德斯也许最终不能代表两党参与总统竞选。但两人的出现并大受欢迎，明确地反映了美国经济仍在衰退中，并没有真正复苏。经济不能根本好转，中产的怨恨情绪仍会继续积聚，即使极端候选人最终不能当选，但至少现在连希拉里的言论也被带得极端起来了。“超级代表”这种制衡机制只是堵，不是疏，是治标不治本，顶多只能为真正地疏解经济困境争取时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