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思考了一年有多。早在2014年11月19日我就已经发表了《张五常经济学的前景：教育篇》（http://tieba.baidu.com/p/4207095500）一文，详细陈述了我关于如何推广（教育）张五常经济学（即“经济解释”）的观点。

在“教育篇”里我已经相当细致地分析了为什么在学术界推广不了张五常经济学，在与读者聚会时我谈到了更多。看看张五常教授的个人经历吧。他每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兴起“经济解释”的热潮；但他一离开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的“经济解释”的热潮几乎是马上就寿终正寝！——例如，他在UCLA时是受阿尔钦的引导而走上经济解释的正道，可是他离开之后连阿尔钦自己都走上搞“卸责”这种博弈论式、无从做事实验证的歪路。他在芝大时与科斯惺惺相惜，他离开后科斯再无重大建树。当然，科斯的建树是在张五常到来之前完成的，但张五常离开科斯后是节节攀升，科斯却从此黯然。他在华盛顿大学时从老师（包括诺斯、巴泽尔）到学生（如Umbeck、Hall等）都走“经济解释”之道，人才鼎盛；他离开后，华大学派就此星散，只剩下巴泽尔一人苦苦支撑。前段时间听读者“新灵”告诉我，巴泽尔关于产权理论的课上只有三个学生在听，其中一个还是旁听生！旁听生就是来自中国的学生，课后问他这么有趣的理论还能在哪个老师的课上听到，巴泽尔不无悲凉地回答：现在已经没有人搞这个了。又有读者告诉我，他在网上与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聊天，他说这人的文章很有华大学派的味道，那人说，关于华大学派，“There was one, but not any more.”悲凉的意味也是溢于言表。最后，是香港了。当年在香港，张五常教授主导了香港的中学升大学的高考中经济科的出题，在高考这“指挥棒”的影响之下，经济解释的大潮一时在香江风起浪涌。教授甚至为中学老师们在夜间免费开课，亲自讲授他的经济学。然而，他一退休，所谓的“高考改革”就紧跟而至，宏观部分固然从来就不受教授的“经济解释”的主导，微观部分更是改得面目全非。而在“教育篇”里我也说了，香港的大学阶段的经济学教育与中学完全脱节，以至于那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要第一堂课就急于否定张五常，以堵住学生的质问之口。

我默默地旁观教授的人生经历，反复地思考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类似于“人亡政息”的局面，得出的最终结论就是：推广张五常经济学的希望不在学术界！

而我自己的经历则从反面验证了这一点。我先是在新浪主持张五常的博客，然后又先后在QQ空间、百度帖吧里经营我自己的窝，来看的当然也有学术界的人，但更多的是来自社会的读者，自以为是的当然也有，但能经得起我的严厉批评的“筛选”，坚持留下并学有所成、甚至水平超群的，在比例上社会人士占了大头。这些人，不求发文章、拉课题、升职称、在圈子乃至媒体上扬名立万，求的就是学以致用，能真的解释他们在现实中看到的现象，解决他们在现实中遇到的问题——这正正完全契合了科学最本质最纯真的要求。而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不需要昂贵的实验室器材来做验证，经济学的实验室就是这个真实存在于我们身边的大千世界，验证的方法也可以很个人，用一双慧眼在真实世界里看啊看啊，找出多种假说用反复验证来替代重复实验。这决定了普通大众只要具备科学精神（尊重事实，遵守逻辑），其实他们学习、乃至研究真正的经济学（经济解释）的条件，一点都不会比象牙塔里的学术中人更差，甚至可以更好——因为不需要受到考核、职称之类其实根本与真正的学术无关的东西的干扰。

于是，我渐渐发现了这条在学术界之外推广经济学的道路，并日益坚信这不是独辟蹊径的“另一条道路”，这其实才是真正的“康庄大道”！

2015年11月底在深圳举行的那次研讨会，是对我的这条道路的验证。那次会议里，我带去了我多年积累起来的最优秀的读者资源。他们的表现如何不用我多说了，昨天发布的周燕的文章（http://tieba.baidu.com/p/4300536321）已经归纳得很详尽。

且说会议结束的那天（星期天）下午，我与参会的读者专门又举行了一次聚会。一开头，我就对大家说，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很多人纷纷对我说：你的读者讲得真是太精彩了！读者们听了，都高兴得鼓起掌来。其中一人说：我们很高兴能帮李老师赢了这场赌注。我立即回应：不！我这不是赌注，我一直都坚信你们的优秀，这一切都在我的预期之内。是的，这不是赌注，这是验证，我是信心满满地做这场验证的。

我又对大家说，本来我觉得最大的遗憾是因为昨晚张五常教授去听牛牛的音乐会，完了还要陪牛牛吃夜宵，搞得太晚，年事已久、精力所限的教授今早无法出席第一场的演讲，而这一场恰恰是我们的读者精英云集的演讲，却没能让教授亲耳听闻。然而，事后我才知道，其实对你们来说最重要的、需要TA坐在现场听你们演讲的人并不是教授，而是周燕老师！整个演讲过程，她越听就越是兴奋激动，不断地热情赞扬你们的演讲内容，到最后甚至决定要开一次由她主导的会议，给你们不是每人5分钟那么少的时间，而是更充足的时间去讲述这些好文章。这就是我刚才在午饭的时候在微信上要大家竞猜的那个天大的好消息！

接下来，就是轮到读者们兴奋激动，我就不一一细说了。其实，早在周燕下定这个决心之前，甚至是早在我参加这次会议之前，就已经想好了，要在会议上与读者聚会时抛出一个我酝酿着的方案：教授年龄越来越大，很难再有精力开类似这一次那样的大型会议。而且就算他开会，碍于照顾学术界的人的面子，无可避免会被那些知名学者占据了主要的发言时间。以前我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大概是已经见惯不怪，变得麻木不仁了。但2013年的“科斯追悼会”那回我首次将读者带进会场，他们对于学术界里的知名学者表现出来的对张五常经济学的“无知”深感震惊，却是震动了我那已经麻木了的神经。但此后我只是寻求带学术界之外的优秀读者来旁听，还从来没想过要让他们也有机会登场发言。这次会议因为是我所预期的张五常教授举办的最后一次大型研讨会，我就萌动了心思，觉得既然是最后一次，为什么还要重复以往的模式，不能“搞搞新意思”，让非学术界的、但高水平的读者也能上台说话呢？于是，就有了这次会议我致力于不仅仅是邀请非学术界的优秀读者前来参会，更是设法在会议议程里也编进了他们的发言。

我深信，如果有一天“经济解释”或张五常经济学能持续地发扬光大、永续长存，2015年11月底的这场会议，这场最早出现了非学术界的读者初试啼声的会议，将会被撰写经济思想史的历史学家标志为划时代、转捩性的历史事件！

话说回头，早在周燕之前，我酝酿的方案是这样的：教授以后很可能不再举行大型研讨会，而且即使举行也会难免主要由学术界名人主导。那么，我要自己开研讨会！不以是否学术界、是否名人为挑选上台发言者的竞争准则，而是要以真才实学作为竞争准则，具体地说，就是要以“经济解释”类文章作为挑选的标准。文献综述类一味“我注六经”式地讲解张五常教授的学术观点的也不行。我出版过《解读〈经济解释〉》一书，深知这种文章写得再漂亮也说明不了什么，透彻地解释一个有价值的现象给大家看，才是最有力的试金石。

但我不依赖于学术界，要怎么开研讨会呢？其实也就是读者聚会，我本来想的是短则两三年长则五年一次，每次找不同的城市进行聚会。那个城市的读者志愿做些会务的安排事宜，其他参会者各自负担旅费、住宿费，而聚会的场所与吃饭的费用则大家凑钱合付。我甚至想到了可以利用“众筹”这种模式来实行。

如今有了周燕的决心，事情是好办多了，但仍然可以用我原来设想的方案来做补充。周燕已经在其学院里申请到一个“工作坊”，每年有些许的经费，可以一年一次在中大开会。好处是可以利用中大的教室做会场，也可以找学生做会务工作。但不好的是场所就一直固定在广州中大。另外，经费本来就非常有限，在目前的反F形势下能报销的金额就更是几乎约等于零，对于参会人数也有限制。

突破这些局限的方法是：其一，与别人合办，其实等于是拉赞助，由对方出大部分的钱。这种方式的优点就是利用这个工作坊的小平台就能拉动大资金。但缺点是很可能会被合作者控制了会议，例如对方既然出了大部分的钱，如果提出要请某某人（原因可能是他们认为那是名人，能增加影响力），显然很难拒绝，则以文章作竞争准则的原则就会被动摇。其二，还是用我原来设想的方案作补充，即不能或不够用工作坊的经费负担的支出，就由参会者“众筹”来弥补。凡是上台发言的人必须参与征文比赛并获得优秀，他们在当地的食宿由大会代付，但旅费自理。其他参会者（仅仅旁听、不上台发言）不仅要自付旅费与当地的食宿，而且要参加“众筹”，在人数限额内出价最高的人得到参会资格。例如，如果限定了参会者的人数是50人，则参加众筹出钱最多的前50人获得参会资格。这些众筹的钱就用于弥补经费所不能或不够负担的支出。当然，这些都只是我的初步设想，要不要这样做，具体怎样做，还要与周燕再作商讨。

目前，暂定在本年（2016年）11月的某个星期六举行第一次工作坊的会议。本文也作为征文启示从今天起启动为此会议而设的征文比赛。请有意愿参会并希望登台发言的人以9月30日为截稿日期向我的邮箱（li-junhui@qq.com）投稿。至于以多少人数为限能够发言，又以多少人数为限能够参会，是否需要进行众筹，若是要如何进行，容后再具体公布。

稿件要求只有一个：透彻地解释一个有价值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