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鲜平是一位村镇银行的行长。他指出，村镇银行是“被设计出来的银行”，政府想借助这个制度去解决农村农业“融资难”的问题。然而，信息费用才是导致“融资难”的根本原因。政府还没有弄清楚这个问题，就已经用热情去替代了科学，设计一个村镇银行的金融制度去改善所谓的“信贷风险”。面对这样的约束条件，作为行长的他只好想办法，通过各种合约的组合来规避政府的管制，尽量降低政府各种金融管制所带来的租值消散。

王玉霞老师的演讲题目是“学科建设基金分配和使用过程中的租值耗散”。她认为高校里的学科建设基金，是胡编的申报、糊涂的审批，如果配备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监督，资金的产权划归个人，其破坏性就没有那么大。当出现严格监督时，就使得花钱成为一种负担——开可有可无的会，到处旅游，产生租值消散。大学的特点是生产周期长，生产风险大，还有另一大特征就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分——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都是团队建设、都是学科建设。因此应该在短期增加学科建设基金使用的自由，长期取消它直接提高老师的工资，这样才可以节省审查和分配环节，以及这一过程中的关系博弈、金钱博弈。

张浪用“佃农理论”来炒股票，其实是用价格理论分析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从而推断股价。他从直销与经销的区别开始，推导“出企业选择用什么样的合约来决定存货规模，实质就是在局限下最大限度的去探索市价和利用市价”。存货规模一旦决定，资产负债表也随之决定。而资产负债表的本质，就是市价的无形之手和经理的有形之手共同透过合约指挥资源配置。越贴近市价的资产负债表越会扩张，反之就会衰退。资产负债表的变动就是现金流量的变动，长期来看，正是现金流量的变动决定了股价。这种对股价的分析与股评师的各种阴阳线图不同，不是用过去预测未来，而是运用了交易费用-合约理论、市场与价格理论去推断具体个股的涨跌。据说他的抄股成绩相当不错，在近期的股灾中依然有可喜的收入。

方毅从事广告行业，广告商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发现消费者、说服消费者，要对商品的不同“质”进行宣传。例如m&m公司抓住的“质”就是巧克力会给妈妈洗衣服带来巨大的困难，所以推出了“只溶在口不溶在手”的广告，行销全世界。因此，广告何时打，怎样打，就是不同商家对同一产品不同“质”进行宣传的竞争与角逐。控制住一些因素，可以清晰看到广告赢得客户的原因，有的放矢，从而成为广告业的佼佼者。

张帆则研究了装修回扣的实质，认为从合约的角度看，回扣是渠道合约的费用。他展示了在不同交易费用下，装修回扣的不同形式，解释了“为何装修回扣屡禁不止”的问题，并且从各个角度进行相关验证。

张伟研究了村委会选举，提出选举制会比任命制带来更高的费用，导致拉票、甚至群欧、家族势力争斗等事件。候选人从搞掂一个上级，变为要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成本陡然上升。而且选举出来的村主任、村干部为了争取选票，不会轻易得罪人。特别是在一些难事、得罪人的事中，比如在征地拆迁、计划生育工作这样的难事中，村干部基本上是躲在乡干部后面。为了降低村级组织的租值消散，一些县发明了干部驻村“1+2”制度的模式，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吕银杉通过加拿大的例子告诉我们，加拿大志愿者盛行的原因是劳动管制（而不是什么道德品质高尚）。因为有最低工资法与各种福利政策，使得加拿大企业的用工成本特别高。在这种成本下，企业更倾向于招聘拥有工作经验的人，而不是应届毕业生。于是出现了应届生难找工作的情况（加拿大的应届毕业生常常要花一年的时间才能够找到工作）。以低价招募志愿者，就是为了绕过福利政策，降低新招聘员工的价格。后来因为“志愿者”太多，后来政府又推出了更多的管制——一些行业不得招聘志愿者。这就使我们看到了在某些行业志愿者在加拿大盛行的现象。

（会议亮点太多，无法一一细数，也难免挂一漏万。）

这些研究为何会如此吸引人？答案无疑是有趣、有用。与当代主流经济学的boring and useless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发言者们来自各行各业，工作之余学习经济学，这说明他们喜爱思考，而不是按部就班，安于现状；写文章的目的不是迫于发表文章的压力，而是要解决实际问题（让银行赚钱、最有效率地投放广告、最有效地选股等），因此有用。

这让我突然看到了经济学的“印象派”。

在十七、十八世纪，西方的主流画派是学院派，他们极其重视规范，包括题材的规范、技巧的规范和艺术语言的规范。由于对规范的过分重视，导致大量程式化作品的产生。在这种沉闷的画风下，印象派异军突起，成为了西方绘画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与不可逾越的高峰。在刚开始印象派展露头角时，莫奈的《日出•印象》被嘲讽，学院派画家们认为它粗糙无比，过于随便，说莫奈他们是一群根本就不懂绘画的画家，《日出•印象》完全就是凭印象胡乱画出来的，这些画家统统都是“印象主义”（impressionism）。没想到这些挖苦的话，反而成为了这批画家的写照——他们不拘泥于形式，重在表达感情与思想，“印象派”随之诞生。

1776年亚当斯密开创了经济学，他认为人的行为是有规律可循的，他要寻找人类行为背后的general laws。李嘉图、马歇尔继续推进斯密的科学之路。到了1950年代ArmenAlchain、Stigler、Friedman、科斯等天才人物对经济学方法论、自利人假设、需求定律、成本概念、交易费用约束的种种辩论与研究，让经济学真的成为了与自然科学无异的科学。可惜的是，学术发展从来不遵循“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规律，从1980年代开始，经济学进入了黑暗时代。完全不懂经济学的数学家们开始不断进入这个学科，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例如“效用（utility）不可能是基数，只能是序数”，这是在1960年代由前述大师们已经辛苦耕耘，向科学之路上推进的成果，却被半桶水的数学家们弃若敝屣——不是基数如何建模呢？一切以建模为核心，而不是以概念本身的科学性、解释世界的有用性为标准。于是以基数为前提的效用方程大行其道，至今仍在主流经济学中横行。运用过去的数据，通过统计学的方法去建模，从而预测未来，甚至将拓扑学、空间物理理论引入到这些模型中，“用过去预测未来”成为了主流经济学家们的看家本领，却丝毫不理会各种概念原本的经济学涵义。他们用几百上千的方程式去模拟各种影响因素，这与传统经济学“不是像照相机一样重现这个世界，而是用一个引擎去解释世界”的科学之路已经相去甚远。方程式的预测不断被证伪，但主流经济学家们却丝毫不以此为耻，还如同风水佬一样地天天兜售着各种模型与线图。

最黑暗的时代也是最容易诞生曙光的时代。当今的主流经济学就好比学院派，而“有趣又有用的经济解释”是对真正经济学的回归，就好比印象派是对人的感情的回归。这种回归首先在理论层面，我们不需要精细得错得离谱的方程式，而是要有解释力的简单理论，要继续亚当斯与马歇尔的道路，往科学的方向上继续前行，对每个概念的科学含义精益求精，不断接受事实的检验，再修正它们。张五常教授的《经济解释》做的就是这样一件最为艰辛的理论工作。接下来，作为后辈的我们，要运用这些理论，去做有趣、有用的经济学。其突破口在对“真实世界”感兴趣，又接受过良好经济解释训练的人身上。我突发其想，每年在学校里组织一次这种交流活动，把大家聚在一起。让世人（包括学术界）看到真实世界中无数有趣的现象，让真正喜爱传统经济学的人不断检验理论，也不断增强其解释力，将美丽的“作品”带给我们。

在当今中国这一最大的经济学实验室，也是最成功的经济学实验室，诞生几件“旷世之作”不是难事。谁知道这不是“经济学印象派”的起点呢？

（按：其他参会者也有写了对会议的感想，就不一一发布了，有兴趣的读者可到以下地址下载：http://pan.baidu.com/s/1pJS7Zk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