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今天本应在报上发表我这篇评论“供给侧”改革的文章，结果被临时撤下了……）
里根改革的两大举措
供给侧改革的思想可能是来自于经济学中以拉弗为代表的供给学派。为应对70年代美国出现的滞胀现象，里根总统上台后推行了经济改革，改革的思路和措施源自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的建议。结果很成功，扭转了美国经济下滑的态势。
以史为鉴。里根当年接受供给学派的建议，采用的措施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减税，二是废除政府管制。里根之前美国曾实行了投资暴利税，导致当时在硅谷刚起来的风险投资深受打击。众所周知，风险投资一旦成功，回报率是几十上百倍甚至成千上万倍，但这是因为风险投资的成功率很低，以行业的平均收益率算，与传统行业其实是一样的。暴利税征收的结果自然是风险投资锐减。里根上台后推行减税政策，其中就包括废除暴利税，硅谷立即起死回生。若没有里根当年的废除暴利税，硅谷会死掉，也不会有美国90年代克林顿之时IT革命的收获期，这影响的不仅仅是美国的经济，更是全人类的命运！
里根政府在废除政府管制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航空业。当时美国的航空业有非常严格的进入管制，政府数年都不批一条新的航线，导致行业的垄断度很高。除了进入管制之外，政府还搞价格管制，不准航空公司降价。里根上台后根据供给学派的经济学家的建议，废除了航空业的进入和价格管制，不几年间廉价航班爆发式增长，美国航空业迎来了繁荣期。
从硅谷起死回生和美国航空业繁荣的例子可见，供给学派的主张是要降低供给方（企业）的负担，放开政府管制，增加市场竞争，从而有效地解决经济衰退的问题。
减税的正确思路
对比美国当年的经验，我们今天来看中国当前的经济下滑。中央政府也一再地推出提高小微企业的免税额这一类政策，但其实不会达到为其减负的目标。为什么？经济好时，税务部门一直以来的策略就是抓大放小，对小微企业本来就不怎么征税的。因为要逐家对众多的小微企业征税，成本高，税务部门只要对大中企业征税就能完成任务，对小微企业的偷逃税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也就是说，小微企业的税负本来就有限，提高免税额，实际能享受到的小微企业也不多。而在经济下滑的背景下，大中企业的收入下降，税务部门去征了大中企业的税后，仍然完不成任务，这时就不得不“抓小”了。现在搞减免，但既有的征税任务还是年年上升，无论中央政府喊得多响，税务部门还是被税务指标逼着不得不打小微企业的主意。名义上不征税，但各种罚没性的费就难免多起来了。所以在经济下滑的背景下，要想真正给小微企业减负，与其在减免税上做文章，还不如减少税务部门的征收指标。
更进一步看，如果政府的支出是刚性的，不能减，那征税指标也很难降下来。所以说是减税，其实更重要的是减政府支出。当前中国政府支出除了维持自身的运营外，基本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这种投资是为经济增长提供配套的服务，不应该削减。二是近年来增长极快的社会福利支出，这才是真正应该削减的。社会福利的快速增长，一方面是扩大了支出，使得税收不得不跟着增加，民众和企业的税负降不下来。另一个恶果则是养“懒人”。它以照顾“弱势群体”为名，实际的客观后果是把他们养成懒人，长期看反而是阻碍了穷人通过自身努力来改善生活水平，也不利于整体的经济增长。
也就是说，在经济下滑背景下，要真的能切实地减税，降低中小企业负担，从降低政府支出，削减社会福利，从而增强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入手，才是正确的思路。
《新劳动合同法》的危害
取消政府管制对中国当下也重要。不像当年的美国，中国对航空业的管制并不多，机票价格很灵活，再加上高铁的竞争，竞争是足够的。但在其它很多行业，存在着很多准入和价格管制，是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让市场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比如教育、医疗等行业，政府管制极其严重。现在一些地方医疗的试点，甚至是回头重走公费医疗和免费医疗的道路。免费或公费的医疗和教育，带来的后果不仅是财政不堪重负，更是服务质量奇劣无比。欧美当前的债务困局，正是社会福利高，财政悍然插手“供给侧”，“免费”供应的结果。但实际上，免费午餐并不真的“免费”，仍是来自于纳税人的税收。
而对中国当下所有行业都构成严重影响的管制，就是《新劳动合同法》。这个法律使得企业的经营成本、管理费用大幅增加，对所有行业的“供给侧”都极其不利。资本与工人的关系不是你多我少的“剥削”关系，而是合作产出的关系。对企业不利的法律，其实也必然对工人不利。新劳动合同法的立法者没有搞清楚这背后的道理，却是受“剥削论”的遗毒，想当然地把工人视为“弱势”而加以保护，盲目照抄欧美的法例，实际结果是妨碍了整个社会的用工自由，也干扰了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定价，当然是降低了中国经济的活力，阻碍了经济增长。
财政部的楼继伟部长已认识到这一问题，为此曾专门论及。也就是说，中央层面是认识到新劳动合同法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但为什么迟迟没有修改、甚或彻底废除新劳动合同法？我想是与社保有关。弗里德曼很早就指出，政府强制性的社会养老保险在本质上是一个代际的“庞氏骗局”，会成为吞噬财政收入的“黑洞”。从欧美各国的历史经验来看，没有一个国家的惨痛教训不是在反复地验证着弗老的这个论断。
现在提高社保的缴费标准、延迟退休等，都不可能改变社会养老“入不敷出”、最终会破产的结局。延迟退休年龄已经引起民众很大的怨言；而社保强制要求企业缴费，更是引发很多小微企业经营困难。很多中小企业原来并没有严格执行社保标准，现在越来越严了，社保缴费使它们不堪重负。说要救助小微企业，与其减税，还不如废除社保、直接免除它们的社保负担。由于只有签订了劳动合同，员工才能名正言顺地上社保。两者现在密切捆绑在一起，才导致现在新劳动合法施行7年，中央明明已经看到了恶果却不能将之废除。
社会福利是欧美国家背负起压力山大的主权债务的根源，这方面的支出压力在中国也日益呈现。楼继伟财长最近一再警告说，福利开支要“量入为出”。但在当前的局限下，削减福利和社保支出与修改或废除新劳动合同法，要放在一起考虑。把这一问题解决好，就等于为企业解除了最大的一个“紧箍咒”，这才是最大的供给侧改革。
政府要管住自己的手
另一点要强调的是，对于供给侧改革，解除政府管制不仅包括放弃准入和价格管制，还要包括放弃“扶持”，放弃政府自以为比市场还更聪明的产业政策。“扶持”与“管制”一样可怕，其实更可怕！“管制”造成了供给成本的增加，从而减少供给量。而政府官员并不具备哪些行业或企业或商业模式等是市场应有的发展方向的知识，结果是成立的各种各样的扶持基金，反而增加了整个市场运作和市价传达的“噪音”，变成企业和官员合作“套利”的机会，严重浪费纳税人的银子。
以现在炒得火热的互联网为例。互联网企业现在成为中国经济下滑中最大的亮点，甚至可能是唯一的亮点。但现在这个行业却面临着“管制”和“扶持”的双重威胁。从“管制”方面看，去年的余额宝到今年的“双十一”、“双十二”的成功，都出现了攻击淘宝、攻击阿里巴巴的声音。先是说余额宝是银行的“吸血鬼”，然后又说淘宝是实体经济下滑的罪魁祸首。荒谬至极！淘宝只是一个营销平台，是把传统在实体店进行的买卖搬到虚拟的网上，降低了渠道成本，使得消费者能更便宜地买到商品，需求量也因此随之上升，从而有力地拉动了供给侧的生产者扩大生产。怎么能把实体店与实体经济混为一谈、划上等号？怎么能说淘宝消灭了实体店就是破坏了实体经济？难道淘宝上的东西就不是从实体经济来的？幸好的是，现在除了一些部门以打假货的名义去敲打淘宝之外，总的来说政府还没有受到这些错误观点的干扰。但在互联网金融上，在第三方支付系统的转账上，政策已经明显地受到了利益团体的干扰，转账额度越收越紧、甚至有被彻底取消的趋势。这明显是在压制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和发展。
但比管制更可怕的是“扶持”，那就是“互联网+”了。中央政府号召，各地纷纷跟进。某个行业是不是适合互联网化，或者怎么互联网化，实现线上与线下的结合，是要由市场通过竞争来发现与优胜劣汰的，政府官员不可能比市场更清楚。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到现在，包括网购金额、配套的快递服务水平等，无不远远把欧美甩出几条街，靠的正是政府从来不管，由互联网企业自己去寻找商业模式，寻找更好地为消费者降低服务成本的方式。正是这种自由的“野蛮生长”，才造成了今天互联网的繁荣。
现在各地纷纷扶持“互联网+”，反而是足可“捧杀”互联网的坏事。在发现新的商业模式上，政府不伸手，不去干扰，才是最大的扶持。像之前的光伏产业，当时政府想当然地认为是新能源的发展方向，投入大量资金大力扶持，结果是一败涂地，一地鸡毛。原因就在于光伏发电的成本太高了，以现有的技术在市场上根本就没有竞争力。政府盲目地鼓励扶持，结果是欧洲一旦取消光伏能源消费的补贴，需求量马上暴跌，导致光伏行业的产能严重过剩。这说明若不是中国和欧洲政府分别在生产和消费两端由财政资金硬“托”着，现有的市场根本不会选择这种能源生产方式。
在这种产业基金的政府扶持中，分管的官员是多了“上下其手”的机会。也因为有这种“扶持”，很多企业根本就不是把精力集中在如何研发技术、降低生产成本。寻找新的商业模式上，而是集中在如何套取扶持基金上，甚至是成立“皮包公司”，专门做这种勾当。攻关技术，变成了公关政府；或是老老实实专心攻关技术的企业，反而被一门心思公关政府的企业轻松淘汰出局。政府的“扶持”哪里有真正地增加供给？分明只是减少了供给。
遗憾的是，很多主张供给侧改革的经济学家，并没有理解供给侧改革是怎么回事，提出的政策建议反而是与供给侧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驰。好比他们之中很多人主张政府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但这等于是主张政府处处伸手——伸手“管制”他们想当然地贴上“落后产业”的标签的行业与企业，又伸手“扶持”仍然是他们想当然地贴上“先进产业”的标签的行业与企业。两只手都伸了出来，拔苗助长，结果当然只能是整死了原有产业，却也没带来真正得到市场认可的新兴产业，表现在宏观经济数据上自然就是经济增长率进入所谓的“新常态”……
（说明：如前所述，本文本应于今日见报发表，但临时被编辑通知撤下，编辑表示原因不明，因此以下说明是我个人的揣测。
此前该报编辑也曾约我写过经济评论的稿子，其中有一部分批评了“新劳动合同法”，编辑明言报上不可刊登批评此法的言论，需要将有关部分删去，于是删去。此次编辑再约此稿，我再次批评“新劳动合同法”，其实也讲究了策略的，以财政部长楼继伟的主张开路，编辑没有提不能批评需要删去。我在跟张五常教授聊天时提起这约稿之事，教授未听我陈述观点就抢着说要提废除“新劳动合同法”之议，我说我早有此意，这么明显的事情不劳教授提示点拨，只是以前曾经批评此法而被编辑要求删除，此次编辑却无此要求，或许是一个进步？但我旋即补充：还是要等文章真的发表出来之后才能作数，事情犹在未定之际也。果不其然……
以堂堂财政部长之尊的煌煌言论开路，都架不住压制之手，何也？皆因本文之中所述的“新劳动合同法”已经与社保捆绑在一起，人社保无疑成了当今中国最大的利益团体。无独有偶，前些时候在评论小说时其实早就论及此事：http://tieba.baidu.com/p/4216511532。也是无独有偶，昨天与一朋友也是谈及当前的经济形势，朋友最近拜访了某地大民企的老板，其家占地之广甚于白宫，可见其富。该老板说起当地政府年末召开了一次民营企业家会议，就是要竭尽全力帮助民企渡过当下的经济难关，各部门仔细翻查上级政府的文件政策，找出所有优惠，逐一分类列表，甚至在每一项后面附上具体的负责官员的手机、邮箱等联系方式，以方便民企找到具体的官员个人帮助他们利用这些优惠政策。地方政府努力至此，却抵不过出席会议的社保部门一句狠话让一众民企瞬间寒心：必须追缴以往逃欠的社保费，否则会罚到你们死无葬身之地！朋友表示不解：社保部门发此狠话岂不是等同打地方政府的脸？如此自相矛盾，何解？我说：社保是部门，垂直管理，名义上不受制于地方政府。不过以往地方政府是地头蛇，社保部门连强龙也算不上，岂敢得罪地方政府？但现在“地区竞争制度”支离破碎，社保部门却越来越有强龙的范，反F的紧箍咒下，地头蛇也压不住强龙了。说罢，我又补充一句：何止社保部门，环保部门也大有强龙压过地头蛇之势了。
本文中重复提及了以前发表过的约稿中已经提及的一点：小微企业的减税有用吗？即使不论征税指标年年上升的问题，以往税务机关对小微企业本来就是不怎么征税的，现在减免它们的税收，其实跟以往哪有什么区别？只不过以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减免，现在是名正言顺地减免罢了。但社保追缴却是实实在在地增加了这些小微企业的负担。以往工人与企业有个口头协议就来上班，回避社保轻而易举，现在社保亏空严重，遂强化征收社保，则企业要与工人签订明文的劳动合同就成了强化征收社保的必由之路。在天涯上看过一篇四川某企业主写的帖子，题目就明确说了，不是他不想给工人加工资，而是今年要交的社保费大增，本来打算给工人加工资的钱都拿去交社保了。小微企业的负担，是假轻真重了吧？——本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收的税名正言顺地不收了，但本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交的社保名正言顺地要大交特交。而这一切，与其说是源于法治的要求，不如说是源于社保亏空的形势越来越严重。然而，一边不顾大犯众怒地延迟退休年龄，一边却又大肆宣扬退休金连续12年上升10%，连“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主持人在谈及这条新闻时，也禁不住一边连声叫好，又一边疑惑重重地问了一句：这么做不会更加增加了社保亏空的负担么？延迟退休年龄好不容易为社保基金省下的些许支出，轻而易举就被退休金这12年连升所增加的支出抵销得干干净净还不够吧？社保部门何止在打地方政府的脸，它连自己的脸都勇于啪啪地打，果然是“人至贱则无敌”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