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我在阿门·阿尔钦的教导下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学习经济学。那是我上研究院的第一年，而阿尔钦为所有第一年的研究生上微观经济学的课程。尽管我已经有了经济学的本科学位，但是阿尔钦是第一个能把这门学科教得有趣与精彩的教授。对于他来讲，经济学是一门解释人类行为的科学，而不是用一堆数学符号定义出来的“市场”。在这一年的年中，我的军事征兵号码被选中，于是我要应征进入美国军队。不过，征兵局给了我两个选择：入伍或者教书。我请求阿尔钦帮助，他为我向很多大学写了推荐信，包括在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县的加州州立大学。只是凭借着研究生学位，我得到了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波莫那校区的教职，并在那儿教了3年，直到我的年龄超过了入伍年龄。我再次打电话给阿尔钦，告诉他我想重新回到研究院，但是我又不想再住在洛杉矶了。我该去哪儿呢？阿尔钦毫不犹豫的说：“去华盛顿大学。跟着张五常，他去哪儿你就跟着去哪儿，他教什么你就跟着学什么，他的每一个字你都得认真听。”

我听从了阿尔钦的建议，只投了一所大学：华盛顿大学，并被录取了。1971年的秋天，我走向萨沃瑞大厅，那是开课的第一天，我看见张五常教授向我走来。我拦住他，介绍了自己，并且告诉他只要他在学校我会一直跟着他，因为阿尔钦跟我说了：只有这样才能从他所知道的最好的经济学家那里学到东西。张教授大笑，我想我们在两分钟之内成为了老友。

我完全按照阿尔钦的教导行事。张五常教授去哪儿我就跟着去哪儿。首先，作为他的微观经济学的学生，他的课我听了一遍又一遍。其次，在他的产权研讨班里，我和道格拉斯·诺斯与约拉姆·巴泽尔一起讨论（他们也都来参加）。最后，作为博士生（在张教授的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我必须承认做他的第一个博士生并不容易。大多数学生见到张五常教授都绕道走。因为他们更倾向于那些更数学化与更机械化的课，在那儿他们可以证明均衡存在于一个有n种商品的世界。我觉得张教授很喜欢在他的课上拿我来恐吓调戏其他学生。我通常是班里唯一胆子够大、敢在课上问问题的学生，而他常常回答：“你真是蠢到死。这都看不出答案吗？”其他人就会笑我。

一天，当我在为找到一个可行的研究题目而困扰的时候，张教授找到我，说他昨晚看电视，看了一部关于加州淘金的电影。他说那部电影里面一定有点不对劲，因为在那电影里面所有淘金者都相互开枪，使用武力去杀死其他人以夺得别人的黄金。他解释：这种武力（所导致的后果）在他看来就是一种巨大的租值消散，他猜疑淘金者会找出一种减低这种消散的合约。当然，如果淘金者真的是这么做，那么电影就肯定没什么意思了。几个月之后，我开始了在加州的金矿地区寻找这些合约证据的旅程。长话短说，又过了几个月，当回到学校的时候，我带回来一百多个原始合约的拷贝；在1849到1852年之间，几乎所有的采金营地的淘金者都签订了这种合约。这些合约把私有产权界定给每个淘金者，连同明确这些权利的条款，详细描述了这些权利是怎么被保护与执行的。与此同时，所有的证据，包括淘金者私人信件的目击者证词，都显示其实暴力很少被使用：加州的金矿地区在这时期是一个相当和平的年代。

约翰·迈凯基是个同样欣赏张五常教授的人，他告诉我，我的论文很有可能使我成名。吉姆·布坎南为我在他的公共选择中心提供了一份工作，我同他与戈登·塔洛克共事了一年左右。盖瑞·贝克和乔治·斯蒂格勒为我在芝加哥大学提供了一份工作，可是由于一些个人原因，我只能拒绝而选择普渡大学。我在普渡大学的早年岁月里，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研究与教学之中。我获得了一些国家级的研究荣誉与教学奖项，并因此升职为正教授。

然而，我发现我从张五常教授那里所受的训练使得我在学术圈里变得有些独特：我在学术圈之外同样拥有价值。我对于私人合约的知识与使用经济学解释私人合约的能力使得我无论对私企、律师或是政府都极有价值。因此，我在学术圈之外也做了多年的私人研究。不幸的是，由于合约约束，我不能公布这些研究的数据与结论。比如，大西洋里奇菲尔德给了我经营他们的54个零售汽油站3个月的权利。我可以制定汽油的零售价，然后我们可以观察到每个汽油站的销售，以及临近其他汽油站的反应。这个研究的一些结果向加州的首席检察官私下展示，说服他放弃立法对全加州的零售汽油进行价格管制。最近，我成功得到资金，创立了一个研究政府管制及其对私人合约的影响的研究中心。我希望能用罗纳德·科斯、阿门·阿尔钦和张五常的方法论来培养训练年轻的研究生。

最后，祝张五常教授——这个传授了我所有经济学的人——生日快乐。很抱歉不能参加您的生日庆祝。

约翰·翁贝克

经济学教授

普渡大学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张五常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