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是问：“精彩是什么意思？是指这些身为中央智囊的经济学家的分析做得很好吗？”

“不不不……”那媒体朋友连声否认，“精彩是指他们的分析一塌糊涂！报告内容显示他们很恐慌，因为他们掌握真实数据，知道现在中国经济下滑的严重程度，却无法理解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严重的经济下滑。分析不出经济下滑的成因，就无法对症下药地提出扭转经济下滑的形势的政策建设，长篇累牍的分析到最后一无所获。所以我觉得很好笑，很精彩！”

原来他说的是讽刺的反话……

然而这引起我再一次深思一个以前一直就在想的问题：在经济政策方面，上届政府的问题可以说是无耻，但这一届政府的问题就完全是无知了。为何会如此地无知？！张五常教授说过，我们不能指望中国的领导人学过经济学，只能指望他们有经济学直觉。看来现在的领导人是没有经济学直觉了。但围绕在他们身边有那么多经济学家做智囊，为什么连这些就是科班出现的经济学家都显得既没有经济学直觉，也不懂真正有用的经济学呢？所以这个问题不是为什么这一届政府的领导人如此无知，而是为什么他们身边的智囊如此无知？

让我们保持客观冷静的心态来思考这个问题。我当时想到的是，78年开始搞改革的时候，那些身为中央智囊的经济学家的水平，理应只比现在的这些更低，因为他们受到的教育都是更加大错特错的马克思经济学。为什么他们反而显得至少不比现在这些智囊经济学家更无知？

当我提出这个观点之后，朋友马上回答：“因为78年那时的智囊经济学家其实用的不是马克思经济学做政策研究，他们都深知马克思的东西是错的。”

我说：“可是78年的智囊经济学家虽然知道马克思的东西是错的，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才是对的啊。他们没学过现代的西方经济学，只会比现在那些经过现代的西方经济学教育的智囊经济学家更无知啊。”

就是说到这里，我突然明白了！马克思经济学固然大错特错，但现代的西方经济学也充满了错误——虽然整体而言比马克思经济学要错得少。但错70％与错99％相比，如果解释现实经济现象、解决现实经济问题所需要用到的理论知识就落在那大家都错了的部分上，其实是没区别的啊！

可是，说没区别呢，还是有区别啊。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现象是78年的智囊经济学家反而比现在的智囊经济学家显得没那么无知，而不是一样地无知啊。想到这里，我开始心中有数了，问那媒体朋友：“你看到的那些写报告的智囊经济学家，是不是全部都是海归？”

“是的，全海归。他们的报告都是运用着现代的西方经济学那些理论来做分析的。”

Bingo！破案了。78年的智囊经济学家是无知，但他们至少知道一点：自己所学（马克思经济学）是错的，所以他们知道自己无知。现在的智囊经济学家更无知，因为他们连自己所学（现代的西方经济学）很多是错的也不知道，是无知到无知于自己的无知！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最大的无知，是连自己的无知都无知。

想通了这一点，禁不住要仰天长叹：海归误国啊！难道明朝亡于东林党这“书生误国”的覆辙要重现于今天的中国？

从这一点，我引申联想到更深远的一个问题：学而无术的经济学家，是最祸国殃民的一群精英！“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这种事情，在经济学家身上是容易发生的。让我举个典型例子来说明这种情况绝不仅仅发生于中国吧。

以前我看过一本叫《硅谷热》的书，是讲述美国硅谷的发展历史的。那本书写得很早，里面有提到比尔•盖茨，却还是当他是一介small potato来介绍，可想而知这书有多早，也就是它写作时比尔•盖茨都还不是什么大人物。这本书里有一段对历史的描述让我看得颇有“惊心动魄”之感，那就是硅谷刚刚开始起步的时候，伴随着那些“车库创业”而涌现的还有风险投资。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了，风险投资一旦成功是成百上千倍、甚至是几万倍的炫目高回报，但成功率非常低，大量投资是血本无归的，可谓“一将功成万骨枯”。所以那一旦成功就是超高的回报率，其实是用来弥补大量血本无归的失败投资的高风险（成本）的。如果不允许少数成功的超高回报，就不可能吸引投资者进入这个高风险的领域。可是当时在位的美国总统卡特不懂啊。而且他是民主党人，一向认定市场需要政府严加管制，甚至是达于仇视资本家的地步，因此在他任内推出了一个“投资暴利税”，凡是回报率超高的投资都要课以重税，以打击他自以为是地认定是一门心思只想获取暴利的投资行为。这个税种一推出，硅谷的风险投资额立即暴跌。没有了风险投资提供资金，那些车库创业还哪能维持下去？也纷纷涌现倒闭潮。幸好的是，很快里根就取代了卡特上台。今天事后回顾，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里根是美国历史上经济学直觉最好的总统！他上台后就废除了这个投资暴利税，后来又陆续推出了不少减税政策。真所谓立竿见影，那个投资暴利税一取消，硅谷的风险投资额又立即大幅反弹，硅谷的车库创业遂从濒死转为复生。

看着《硅谷热》里记载的这段“史料”，我真是禁不住偷偷地抹了一额头的冷汗。要不是里根及时“登基”，硅谷的风险投资和车库创业都死绝了之后再废除那个“恶税”，那也是“人死不能复生”了啊！要是风险投资和车库创业死绝了，硅谷还从何而来？不要说乔布斯、智能手机，就是PC、比尔•盖茨、乃至互联网都不会出现啊——虽然互联网最早是美国军方研发出来的，但没有硅谷根本不会民用化。所以如果硅谷灭绝，可不仅仅是改变了美国历史，甚至是改变了整个人类历史的走向！

这么一想，其实改变世界的不是乔布斯等业界英雄，而是里根这政界明主。然而，里根自己是不懂经济学的——虽然他是有经济学直觉，但具体要采用什么经济政策，是他的经济顾问（智囊经济学家）给予他建议的。而他的智囊经济学家是谁？就是弗里德曼啊！从这个意义上，是弗里德曼影响了美国、乃至整个人类的历史走向。经济学家，真的有“一言兴邦”之能啊！

然而，真正高水平的经济学家有“一言兴邦”之能，反过来说水平低下的经济学家就有“一言丧邦”之能。世界各国在二战后都遵从凯恩斯开出的“政府干预经济”的药方来推行经济政策，最终搞出“滞胀”出来，不就是“一言丧邦”的例证了吗？现在中国这一帮海归也是一桶水不满、半桶水晃悠，比当年凯恩斯的水平只会更差、不可能更高明，那就无怪乎面对中国经济下滑的形势呈现出如此集体陷入束手无策、甚至于恐慌的状态了。

在《我是怎么爱上经济学的》系列文章里，我写过这么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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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虽然是随手挥洒就写了很多文章，但都是空有热闹的肤浅之作。那时的我虽然写不出文章，但并不是因为能力降低了，恰恰相反，能力是提高了，只是并没有提高到足以随心所欲地操纵一件更强大的兵器的水平。这就有如《神雕侠侣》中的杨过刚刚使用玄铁重剑时，比起以前用普通利剑反而显得退步了，连剑都不怎么能提得起来，灵便快捷的招式根本使不出来，跟神雕只硬碰硬地过了一招就已落败昏厥。只是，杨过是小说中的主人公，他历经再多的磨难挫折，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心中有数，他迟早会达到能将更强大的重剑运用自如的地步，不但实际能力确实远超以往，而且呈现于外、为人所见的表面能力也会突飞猛进。我却并非一部小说里的人，即使可能是某个上帝笔下的创作，也不晓得自己是不是被选为主人公的角色。从认识并接受张五常教授的经济学之后，我有经年的时间写不出文章——具体的时间长度我自己也不好确定，如果以2000年结识张五常教授为起始，到我提笔写《经济学讲义》的2011年为转折点，那已经有11年时间了！去头掐尾算作是10年吧。期间虽然我也出版过《解读〈经济解释〉》，但那本质上是“我注六经”之作，并不是真的拿张五常教授的经济学去“庖丁解牛”，写得再怎么漂亮那都只是“纸上谈兵”而已。我其实还是没有真的懂，因为我没有真的能用！

在这10年的沉寂里，我确实一度认为自己永远也不会达到能将张五常教授的经济学真正地运用起来的水平，更不要说是随心所欲不逾矩了。我想我在经济学方面的智商也就如此而已，因此再怎么进步都不能达到足以驾驭这强大工具的地步。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我说出了在《坑爹的社会医疗保险》（http://tieba.baidu.com/p/3931238411）一文中对父亲说的那番话：“其实我很后悔读了经济专业！不是我不喜欢经济学，当然喜欢得很，而是我觉得经济学要学得很好很好——是要好到张五常教授那样高的水平——，才能学以致用。学个半桶水、甚至只有几滴水的人就去给政府、社会提政策建议开经济药方，经国济世其实是做不到的，祸国殃民倒是绰绰有余！不要说在中国，举目环顾国外，什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什么政府的经济政策顾问或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几乎全是这类人。现在这个世界搞出那么多蠢政策出来，可见其害人不浅、一言丧邦。早知如此，我还不如去当医生，水平高就治重症大病，水平低就治个伤风感冒的小病好了，总能量力而为地对这个社会作出可大可小的贡献。”当时说这么一番话，就是因为我那时估计自己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在经济学上的掌握操纵之能达到足可学以致用的水平，但我又不想祸国殃民，于是大概就只能一辈子地沉寂无语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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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我可以在与研究生的讨论中轻松地说出“宏观经济现象在我看来是超简单的，几乎没有什么是我不能看一眼就看出成因来的。宏观经济的现象没有我想不通的，而且几乎是一看就想通。”那样的话。我当然还远远达不到张五常教授的水平，但要能达到将经济学真正地运用起来（学以致用）、乃至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其实并不需要“高精尖”到张五常教授那种程度，而且已经足够将那帮“祸国殃民倒是绰绰有余”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政府的经济政策顾问或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远远甩到后头。而我靠独自一人的力量要走了10年才走完的这条“破茧化蝶”之路，现在我的读者借助我直接把自己积累起来的经验传授给他们，也根本不需要花那么长的时间才能走完。今天在我这帖吧里的资深读者，怎么可能会无法理解现在中国经济下滑的成因、无法对症下药地提出扭转经济下滑的形势的政策建议而大起恐慌呢？

海归误国，真的会达至明末的东林党“书生误国”的覆辙再现吗？

后来又与另一位朋友讨论此事。她指出：78年的智囊经济学家其实也不是突然之间就知道自己的无知的，他们也是经历了49-78年这段时间“实践”他们本来相信的马克思经济学，在现实的南墙上撞了个头破血流之后，才认识到自己的无知。现在的海归大概也得在现实的南墙上再撞一次，也撞个头破血流，才能认识到自己的无知吧？事实胜于雄辩，事实总是比有逻辑的说理对普通人更有说服力。

对了，是事实，那些智囊经济学家的无知的根源是因为他们对事实很无知！跟后一位朋友聊天说到这个“海归误国”的观点时，她说：“可是张五常教授也是海归啊。他就是最大的一只海归！怎么他就没误国了呢？”首先，张五常虽然是海归，但他的特征显然不是海归们普遍具备的，他是海归中的异数，不能做海归的代表。其次，他小时候在中国长大，抗日战争逃难之时在广西农村呆过，真正地了解与中国有关的事实。而其他海归即使曾在中国生活过，到了海外之后就给洗脑了，就算还留存着对中国的记忆，也是很多年以前早已事过境迁，反而成了一种偏见。

要知道，中国78年刚开始推行改革的时候，中国政府曾经找过的海归可不止张五常一人。据我所知，曾经找过邹至庄这华裔美籍经济学家，因为他做过台湾的经济顾问。可以想象，当时中国的领导人想：台湾的经济发展得那么好，是不是因为听取了以邹至庄为代表的那些华裔美籍经济学家的建议呢？于是也请了他来给中国经济出谋划策。但邹至庄是搞计量经济学出身的，误把经济学当数学，误把经济学中的事实验证当摆弄数据搞回归分析。而当时他向中国的提议是根据“投入-产出分析”来做的，因为这是当时计量经济学应用于经济政策最普遍的做法。而所谓“投入-产出分析”就是微观经济学中的“生产者理论”，把企业当黑盒子，不研究其内部组织（即合约结构），本质上其实只是一个工程学理论，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经济学理论——这些我已经在《经济学讲义》中做过详细的批判，此处就不再重复了。中国当时需要的是改革制度，而根本不是技术水平低下（这个问题当然也有，但那只是细枝末节的问题，完全不是关键所在），邹至庄这一套自然是毫无意义。幸好，当时中国的领导人是最有经济学直觉的一批人，虽然不懂经济学，但略一对照事实就已经知道这些东东根本没用，改为转向看张五常教授的文章了。——事实上，我猜想当时的智囊经济学家们是能轻易地看穿这种“投入-产出分析”的问题的。因为凭着在“投入-产出分析”方面作出的贡献而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正是苏联出身的里昂惕夫，他父亲就是运用类似的分析工具来为苏联的计划经济制定生产计划。就是由苏联培养起来的中国的智囊经济学家，怎么会比邹至庄更不懂这一套？而经历过49-78年的“被现实的南墙撞得头破血流”的他们，又怎么会看不透这来自现代的西方经济学的东西，其实与马克思经济学所主张的计划经济是异曲同工？这套东西要是对的、有用的，苏联与49-78年之间的中国早就成功了！

我读过邹至庄的自传，里面提及他做台湾经济顾问时的事情，有一个细节发人深省。他和一帮华裔美籍经济学家在70年代的时候被台湾政府邀请到台湾去。当时台湾还主要是一个农业社会，到处是乡村的田园风光，这是他们这些一直在美国长大的ABC们从来没见过的，感觉非常新奇。看到这个细节时，我的感觉就是：囧！！！——喂，你们这些对中国（台湾）的了解如此贫乏到几近“无知”之人，只凭着理论就如此“无畏”地向政府提政策建议，这真的没问题吗？！

再后来，我又读到张五常的散文，写他在美国的时候有一次与科斯一起突然被渔业协会邀请参加一个与渔业有关的经济研讨会。他们二人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渔业方面的事情，于是非常心虚，赶紧从图书馆里借了山一样高的渔业方面的书籍，在坐车去另一个城市开会的路上就抓紧时间埋头看书“恶补”功课。正当他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走入会场，担心着自己如此“临阵磨枪”会不会还是不够，很容易就会在那些研究渔业多年的专家们面前说出贻笑方家的外行话而露馅的时候，突然会场外的水边有一条捕鱼船开过。有人大喊一声：“看，捕鱼船！”会场内的那些研究渔业多年的专家们纷纷挤到窗口前观看，叽叽喳喳地兴奋议论，一副“大开眼界”之态。原来，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竟然这是他们平生第一次见到捕鱼船！科斯和张五常二人一见，立时放下心头大石，再也不害怕自己会比这些“专家”们懂得更少了……看到这篇散文时，我的感觉也是：囧！！！——喂，这是周星驰的搞笑片里的无厘头剧情吗？怎么想深一层，我觉得这是我看过的最惊悚的恐怖片呢？！

嗯，这真的是恐怖片，片名就叫“无知者无畏之美国渔业”，现在已经改编为中国版本正在盛大公演，片名也跟着改为“无知者无畏之海归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