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课时讲到为什么要学经济学，其中一条是一般人认为经济学可以教人赚钱。到底经济学有没有这个能耐？我的回答是：如果学习了正确的经济学，对你的赚钱能力是会有点帮助的。但经济学这门学科很特别，有所谓“经济学直觉”这种东西的存在。一个有“经济学直觉”的人即使没学过经济学，其观念、行为却似乎是受到了经济学理论的指导，可谓“不学而有术”；但一个没有“经济学直觉”的人哪怕是学过经济学，但如果学错了，或学得不好，也不自知，其观念、行为与经济学理论的指导南辕北辙。所以，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在这世上赚钱最多的人，并没学过经济学。也就是要能赚钱，不一定需要经济学来教你。但“经济学直觉”既然是一种天赋，那就是少数的天才才具有的，普通人是没有的。但普通人通过学习经济学，能缩短自己与有经济学直觉的天才的差距，从而提升了他的赚钱能力。

下课的时候，有个男生走过来，说他是岭院的学生，但已经毕业了的。我一开始误会他的意思是他曾经是创业班的学生——因为创业班的学生是从各种专业挑选而来的，虽然原则是招收非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学生，但还是有来自于岭院、管院等本来就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学生。然而后来他澄清了，他并非曾是创业班的学生，正因如此，他感到遗憾！为什么呢？原来他听了我刚才上课时说的“经济学直觉”，深感认同。他自认为是个有经济学直觉的人，而且正由于这个原因，家人把他送来读经济学专业，于是进了岭院。但早在本科大二的时候，他就已经对在课堂上经、教科书里学到的经济学感到非常的迷惘。

他手里拿着个iPad，里面打开了一篇文章，他把那文章展示给我看，说这是他在大二时对经济学感到很迷惘的时候写的。当时还要跟他聊天，所以我只能是瞥了一眼，没法细看，只看到开头大概是说他听老师在课堂上说“经济学是艺术不是科学”时，他就开始在下面腹诽吐糟，想：如果经济学是艺术不是科学，那干嘛还要整那么多假设、推导？

他继续说，他对经济学疑惑丛生，却没能在老师那里得到解答。于是他从此对经济学感到非常失望，再也不愿意浪费时间在自己的专业学习上，抱着“六十分万岁”的宗旨，每门课都只是但求及格，其它时间就花到在外面做生意去了。他说，他今天是陪朋友来听课，意外地发现对我讲的内容非常认同，所以他感到很遗憾：为什么当年不是我做他的老师，给他上这经济学的课？要是如此，他就不会对经济学如此失望，以至于放弃了学术？说不定现在就会是继续读研、留在学校里搞学术了。

我听了这段话，就对他说：“其实要做学术，并不是一定要在学校里才能做的。”当时我还有一句没说出来的话，那就是：如果你留在学校里，其实可能反而做不了真正的学术呢！

我对于他早在大二就已经能对教科书上的经济学产生如此清晰的疑问——是清晰得可以写下文章来——感到很好奇，追问他有没有在课外看过“科学方法论”（科学哲学）方面的书，他说没有；又问他有没有对某个自然科学特别感兴趣而自行钻研，他也说没有。于是我开始确认，他刚才说自认为有经济学直觉这句话很可能是陈述事实，而非自大自夸——天才说自己是天才，那只是陈述事实，可不是王婆卖瓜。只是庸才的平庸之处正是表现为他们把天才的事实陈述当作王婆卖瓜。

这件趣事一方面让我感慨曾有多少天才被错漏百出的教科书经济学“赶离”了经济学，另一方面则让我再次思考关于“经济学直觉”的现象。

到底什么是“经济学直觉”呢？由于狭义的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局限于经济，人们往往把它与商业眼光、商业头脑混为一谈。无疑，像马云那样不是学经济学出身、却在商场上大获成功的人，明显是一个有经济学直觉的人（“不学而有术”的人），也于是他非常鄙夷教科书经济学教出来的经济学家（那些“学而无术”之人）。但商业只是经济的微观层面，在宏观层面上说，则要看经济搞得好的政府官员、领导人了。张五常教授私下聊天时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你不能指望中国的领导人懂经济学，你只能希望他们有经济学直觉。”而纵观建国之后，邓老无疑是最有经济学直觉的领导人——事实上，他应该是中国……不，应该是整个人类有史以来经济学直觉最好的领导人！朱老大概是其次，但他的言行不一——他说的话很多不符合经济学理论，他做的事却无不符合经济学理论——让人困惑于他到底是真的有经济学直觉，还是“形势比人强”，他的明智只是被当时的经济压力给逼出来的。但即使如此，虽然也许并非天生明智（古语所说的“天纵英明”），但逼出来的明智依然还是明智，因为在被逼的情况下还是“憋”不出半毛钱的明智来的人，多的是！

不过在另一方面，我发现微观层面的商业眼光、宏观层面的搞经济的能手，只是经济学直觉的一种表现，经济学直觉的存在不一定会表现在微观商业、宏观经济的方面。我自小对商业、经济无感，但现在回想起来，我是有经济学直觉的人，但我的经济学直觉就完全没有表现为商业眼光或对宏观经济的洞见（当然是指还没学经济学之前的情况）。我在《我是怎么爱上经济学的》系列文章中写过这么一段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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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一点出发，再回想得更远，我突然发现，尽管我在上大学之前对经济（学）毫无认识，而直到大三之前都还是不感兴趣，但我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个天生就适合学经济学的料！

那还是初中时的事情。当时的语文老师要求我们每周上交一篇周记，而我实际上是天天都写日记的，所以这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额外的负担，只是从一星期内写下的七篇日记里挑出一篇自己觉得最好的交上去。有一次我交上去的周记，是写那天上了一堂地理课，内容是介绍黄河的情况。

地理老师跟我们讲，黄河的颜色之所以是黄的，是因为黄土高原上的黄土大量流失到河里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一方面是使得黄土高原的水土不断流失而肥力下降，另一方面则是使得黄河河床堆积了大量黄土而变得很高，黄河的河面也因此被抬高了，容易泛滥成灾。虽然人们在黄河两岸建了高高的堤坝，但这只是使得黄河成为一条悬在地面之上的河，一旦决堤，后果更为严重。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能把黄河底部淤积的泥沙清理，使河床降到地面之下。但这是个庞大的工程，相比之下把堤坝筑高是更容易办到的。于是自古以来，人们治理黄河都还是用这个治标不治本之法，黄河一直就是混浊的黄色，甚至出现“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不相信黄河是可以变清的。

上完这一堂地理课之后，那天晚上我就做了个梦，梦见突然出现了一个新发明，需要用到大量的黄河底部淤积的泥沙，经这发明一用，本来不值钱的泥沙就变成身价百倍的值钱之物。于是人们蜂拥去黄河挖沙。没过多久，黄河底部淤积的泥沙都给挖得干干净净，不但解除了黄河是条悬河的危险，还使得黄河在圣人没出现的情况之下也变清了……

我的那篇周记，写的就是这么一个古怪的梦。现在回头仔细一想，当时还是个初中生的我，绝不可能对经济学有任何认识的我，从这个梦里反映出来的，却是我对于人的自私本性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要怎么解决黄河这个“千古难题”，我在梦里想到的办法，不是指望着政府出面，也更加不是盼望着“圣人出”可以为民请命，而是利用人的自私！在我的深心底处，我相信人的自私蕴藏着这世上最巨大的能量，要解决困难的问题，绝不是无视人的这个天性，更万万不可试图去压制它，而是要设法引导这股巨大的力量去达成我所愿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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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系列文章中写下“我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个天生就适合学经济学的料！”这句话时，我都没想到这就是“经济学直觉”，因为它看起来与商业眼光毫无关系。直到这次我更深入地思考关于“经济学直觉”时，想起上述文章里的这个段落，才突然醒觉。

这一“醒觉”，我又马上联到张五常教授也是一个有着“经济学直觉”的人。他在旧版《经济解释》中讲“边际产量递减定律”时提到这么一件童年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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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岁时我在香港读小学一年级。老师问：如果一个人可以在十天之内建造一所小房子，那么两个人建造需要多少天？我当时知道老师所要的答案是五天，但怎样也不肯答，问来问去我也说不知道。老师认为我太蠢，不可教，要留级。后来我留级的次数成为香港西湾河的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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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什么意思？这意思是张五常在四岁的时候就已经“无师自通”、“不学而有术”地懂得“边际产量递减定律”这个经济学上最重要的定理之一！——因为该题目提供的信息不足，无法知道“边际产量递减”在哪一点上开始发挥作用，所以劳动力的投入从一个人增加到两个人的时候，到底是处于建造小房子的“边际产量曲线”开头的上升阶段，还是峰顶（边际产量不变），还是已经进入下降阶段，所以张五常坚持说不知道才是正确的答案！那老师是纯粹地把这题目当成数学题来解，但张五常是把这题目当成存在于真实世界的“投入-产出决策”（生产决策）的实际问题来解。显然，一个四岁的孩子绝对不可能学过经济学，张五常对“边际产量递减定律”的掌握肯定是源于天赋！

我们要感到庆幸的是，小学没有经济学，因此即使遇到如此对天才毫无察觉能力的老师，也没有使张五常像上述那位曾经是岭院学生的人那样受到不良影响，丧失了对经济学的兴趣与信心。由此我也引申地想到另一个问题：由于经济学其实并不仅仅是关于经济的学科，而是一种很好的以实例学习科学方法论、培养科学思维的方式，不少人都主张应该在中学阶段就开设经济学——事实上外国（包括香港）就是在中学阶段已经有经济学的科目。然而，到目前为止我并不赞成这样做。因为，一方面是教科书上的经济学仍然充满错误，另一方面也没有足够多的好的经济学老师。如果在这个还很不成熟的阶段就急于在中学那么早的时期开经济学的课，恐怕只会是更早、也更多地扼杀了像上述那位曾经是岭院学生的天才，将他们赶离经济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