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李俊慧老师的鼓励，把一些这些年在国外读书教学的感触写下来，有些以前已经写过，这次权当一次总结。）

本人是在国内自学过一段时间张五常教授的新制度经济学之后，才决定来澳大利亚的国立大学正规的学习经济学的：先是在克劳福德政策学院读了近两年研究生，之后又在商学院读博士期间读了一年课程。总结的说，克劳福德学院是为了政府政策找理由的，所以问题主要是出在主观性强，简直是外部效应专业户；商学院则因为数学高深与事实完全不相干，变得毫无用处。每每看到各种荒唐离谱的事情，愈发感到现今整个的西方思想界，尤其是经济学犹如百年前中国士大夫，夜郎自大，整日沉浸于章句小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必须说明，作为以人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不通世事”绝对不是什么褒义词！

首先提纲挈领的说，现代经济学教学与研究里，科学方法论的缺失让人困惑。在上微观、宏观之前，方法论完全被忽视了。让我惊异的是，我办公室的室友，一位日本早稻田大学社会学毕业的同学对方法论倒是有过系统的学习，这让我不能不起疑心，经济学是不是故意漏掉不教的，因为如果以方法论为炮弹，现下的众多“理论”绝对撑不住第一轮轰炸。

要理解什么才是有用的理论，最好以需求定律为例子，因为需求定律可以看成所有其它经济理论的基础。而具体怎么应用这个理论，我觉得最好从张五常教授那句“其它量不变，价格为什么变”反过来解读：除了那些无关紧要的变量，到底什么因素的变化影响了价格变动，那个影响价格的因素就是张五常教授所说的“局限条件”。在我看来其实是弗里德曼教授的需求方程里的Py、Pz（与所研究商品密切相关的重要商品的价格）。弗里德曼教授明确的指出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划分出哪些因素是“重要的”，也就是说找到局限条件是个经济学问题而不是数学问题！它取决于就分析目的而言什么样的影响被视为是“重要的”。换句话说，任何一个经济现象的解释都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地把重要因素找出来，这也是科斯教授为什么要求经济假设应该是“真实”的。

举一个例子，明英宗经历了土木堡之变后，由大漠回京被奉为“上皇”，这时有个叫卢忠的小人诬陷他谋反。这小人被要求作证，卢忠本来只是为了捞些好处，哪想到诬陷“上皇”会闹出这么大的篓子，心虚，找一个有名的瞎子算命先生仝(tóng)寅帮他指点，仝寅让他装疯躲过这一劫。过后，卢忠果然躲过了风波，他来向仝寅道谢，仝寅却让他不用谢，看他能不能躲过几年后的劫难再谢不迟。其实，当时景泰帝无子，这皇位终究还是得回到明英宗这一支上的。这瞎子，眼瞎心不瞎，绝不是在屋子里面胡猜乱想的。后来英宗复辟后，卢忠再装疯也无法自救，被凌迟处死，仝寅的话果然应验。仝寅就是在这件事上清楚地抓住了关键的局限条件：皇位的转移是以有没有皇子决定的，看透了这点，那个叫卢忠的个人命运也就不问可知了。

以此观之，现代经济学发展的问题就一目了然了。首先，微观经济学里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弗里德曼教授反复指出的重视计算、而不重视经济内容的问题，抓不住问题的核心。一位美国滨州大学的博士反复跟我说数学的证明更一般化。诚然一般化是方法论里面一个重要的要求：两个理论其它一样，如果一个理论更加一般化，可以解释更多现象，那么这个理论自然更优胜。问题是，这种数学化的“一般化”真能解释行为吗？比如在中级微观开始的求最优解，效用模型基本上用的是Cobb-Douglas方程，主要是为了数学计算的方便。到了高级微观的时候，数学倒真是高级了，各种千奇百怪的utility让我真是欲哭无泪。用效用模型进行解释就是套套逻辑，经济学家又不知道人家到底怎么想的，其实不过是以一个人的事后行为反过来构建他的utility function。这种“解释”事后看自然是百发百中，绝对一般化，可是事情发生前你能预测出人的行为变化吗？坦白的讲，用效用模型的这种方法来研究人类的行为，其实简单地说是一种“数学画”。按说，最优化求解里面包含了局限条件与效用模型两部分。可是如今在这种方法的教学里并没有任何关于“局限条件”是否真实的内容，完全是数学内容或者说没有经济学内容。所以事情发生前，经济学家也都是两眼一抹黑，事后也只能来一句“人家乐意”来敷衍。

瓦尔拉斯均衡一般被教科书定义为一般均衡，而马歇尔的均衡被称为局部均衡。其实，弗里德曼教授早就指出来了，瓦尔拉斯的所谓“一般均衡”根本不能解决具体问题。为什么呢？我有几个想法：（1）所有的因素要是都一古脑考虑，其实是跟都没考虑一样；把一本书都画了重点，其实就跟没画一样。（2）如果没有具体的“局限条件”，那么就是张五常教授所说的“无限制”，不能预测人的行为。这一点是我今年教大一微观的小课的时候突然发现的：如果不加限制，空口无凭的分析一个人的机会成本，只能是随便瞎猜。而加了个限制之后，才能推出可验证的假说。

我在克劳福德学院学的“高级宏观”其实是国际金融，就像李俊慧老师当年一样，觉得问题颇多。其中之一是变量的定义相当含糊。在教学中，每个变量的定义都不太清楚，然后就突然开始加加减减起来，感觉就像变戏法。变量越加越多，而其中定义又不求甚解，真是越学越起疑。我记得张五常教授对他当年的老师普纳（Karl Brunner）有如下评价：“世界上可能没有出现过一位比他更重视逻辑的经济学者。文章的每一个字，每一句，每一段，他都不放过。在研究院的「宏观经济」的高级课程上，他花了一个学期只教了M.Bailey那本名著中的十八页，证明几乎每一段都有错处。到最后所有未被吓退而还在课室留下来的几位同学，都可说得到一点「真传」。”与此相反，我们学这门国际金融课的时候，一个星期就学五六十页，一个学期竟然讲完了一本300多页的书，学到什么只有天知道。而这么多的变量被塞进一个模型，不可避免的使得这个理论沦为“特殊理论”。而这也似乎是现在经济学的一种通病。弗里德曼教授的永久收入假说是一个简单的模型，这些年的“发展”是把各种各样的变量“内生化”，全部都一古脑往模型里面扔。这个时候，经济学家好像又忘了“一般化”的意义了：如果两个理论都能解释同一个现象，简单的优胜，因为简单的可以解释更多的现象；复杂的稍微变一点就不能用了，借口太多。

我在国立大学这几年，有个有趣的事情，高级宏观课没讲过凯恩斯，似乎这个人跟宏观没关系。我个人认为，凯恩斯理论是值得一学的。倒不是认为凯恩斯理论是对的，而是觉得他起码可以错！而弗里德曼在收入理论上的贡献，很多人都认为他是用凯恩斯的术语证明了凯恩斯的错误。所以，作为思想史与现实国家政策指导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凯恩斯理论都有理由被探讨。相反，在国立大学的宏观课上流行的是发展模型，其最大的问题就是根本错不了。不可观察，不知道怎么验证，那传说中的steady state、balanced growth path到底在哪里谁也说不清楚。以中国为例，改革开放前，经济增长也是相当稳定的，那我们在steady state上吗？开放以后，发展增加，这个变化怎么用发展经济学解释？南美国家为什么会有停滞不前，这个模型怎么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政治加快，有些减速？数学模型能告诉我吗？

物理学里面的玄理论，其实也与发展模型有一拼。《生活大爆炸》里的谢耳朵就一直被其他同伴提醒，你的理论没法验证。这其实是个很有趣的对比：同样的问题，为什么在物理学的学术圈内验证问题一再被提起，连当年大名鼎鼎的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在没有验证之前都没法得到圈内的认可；而在理论经济学的学术圈里，验证问题却从来不是个问题？如果说发展模型可验证，也不是无稽之谈：因为按照发展模型的理论，穷国应该以比富国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然后在发展速度上趋同。可是这事儿似乎从来没发生过，大把穷国照样穷的叮当响，这倒是一点没影响发展经济学家的兴致。其实，最大的问题是，每个国家都能按照劳动力、资本与其它各种各样的因素“画”出一副发展经济的模型，可是就像孙悟空当年挂在嘴边那句名言一样，“这个法术能不能长生不老？”你就算知道了这么多道理，到底怎么才能发展经济啊？还是并没什么卵用！

这样多的反例的存在，还能心安理得的大放厥词，是什么原因呢？斯蒂格勒的解释是经济学家总是喜欢修改理论使得验证无效，不渴望事实的挑战。我个人觉得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也是以偏好为解释。我认为唯一的科学解释是我们经济学在实际的验证中不能带来直接的后果，而这个后果又不能使得发神经的人得到惨痛的教训，所以神经才能继续发得下去。中国古代那个著名的“纸上谈兵”的例子就是用60万赵人的血警示后人迷信书本的下场。而读《吕氏春秋》的当务篇，开宗明义的四句话更是发人深思：颠倒黑白的雄辩，不近人情的正直，莫名其妙的勇气，只重目的的法律，好比心无定见的人骑了一匹千里马，疯狂的人手里拿了一把宝剑，“大乱天下者，必此四者也”！这其实是邓小平先生所重视的“实事求是”的具体化罢了！是什么让我们的先人充满智慧呢？是竞争！在竞争之下不明智必然被淘汰，是这压力使得人必须明智。

回过头来，看现在一些夸夸其谈的理论在经济学盛行，本质上就是因为直接后果不严重啊。自然科学的应用压力比经济学要高得多，上次那个日本美女科学家作假，没几天就被一个美国大叔踢爆了。因为如果你的实验是对的，返老还童马上就可以实现了！所以在应用的直接压力之下，理论的可验证性才会被重视。我得到这个感触是从李小龙得到的。李小龙的截拳道的要求就是在最短时间把你的对手击倒，这是因为李把他的武术是放在street fight的场景中的，任何花哨的动作都是找死。顺便说一句，李小龙也是UCLA的学生，并痴迷于哲学，不知道他跟张五常教授当年有没有交集？反正看张五常教授的经济学，我总有种看李小龙截拳道的感觉。而现今的经济学里面，花拳绣腿可真不少。在做一篇研究论文的时候，对政府是否应该支持教育写文章，我刚好读了科斯的Marginal cost controversy。然后就直接指出政府根本没必要支持公立教育，因为如果学校能把边际成本和固定成本分别收钱，哪里会有无效率？而且澳洲的所有大学都已经开始这么收了，学费可以对应边际成本；而学校的水电费，场地费等固定成本是以amenity fee的形式收的。我当时那个外国论文导师只说了一句话，那数学模型不就太简单了吗？如今数学难度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了研究经济学的评分标准，喧宾夺主地把经济学的实际意义去掉了。所以我私下给这种经济学起了个外号：“武术套路表演”。据说，武术套路的选手如果真打也只会使用我们普通人都擅长的“王八拳”。

索罗模型的创始人，R.Solow 在2013的文章，‘Why is there no Milton Friedmantoday?’ 里面对佛老大肆批评，并认为没有弗里德曼教授的社会更好，免得引起无谓的社会争论，不如安心的做有用的学问（productive research ）。这种论调其实一直都有，似乎那些在学校里面的“文章印刷机”型教授才是学者的模范。问题正出在Solow的最后一句话上面，弗里德曼教授的经济思想深深地影响了众多国家的经济改革：美国的里根总统，英国的撒切尔夫人，智利的皮诺切特，中国的邓小平……这些优秀的政治家都在这场私有化与市场化的浪潮中使得亿万人民摆脱贫困，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可笑的是，Solow先生的理论与其它众多发展模型（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因为你可以随便把数学模型细分）尽管把期刊塞得满满当当，可是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哪个国家靠着发展模型发展起来了，哪里谈得上productive？Solow倒是很大方的承认，弗里德曼生前根本看不上他，对他说：I don' tunderstand you。 Solow对此的解读倒是很准确，是说他蠢！

从去年开始接触一些助教的工作，有不少感触想在这里记下来：

首先，改一次分数真的能让人产生颠覆人生观的作用，总有种亲手杀死一个个天才的愧疚感。举两个例子，去年改初级宏观的作业，有道题是关于通货膨胀的定义。标准答案是三种，一种是由需求导致的，一种是由供给导致的，还有一种是货币导致的。有学生答曰：只有货币导致的通胀才是通胀，其它两种不是。我记得货币经济学的大宗师弗里德曼教授就是持这种观点的。可是由于考试只有一个标准答案，结果是只读教科书的“好学生”比做了较深入研究的学生分数反而高！我尽管是尽力给那个自己做了研究的学生多一点分数，可是心里总是止不住想，就我一个人又如何改变得了这种局限条件呢？

今年改微观的期末，我改的那道题是，企业能不能通过专业化或者特殊化自己的商品品牌得到利润。标准答案是短期能，长期不能。先不说短期长期这两个概念含糊不清，这道题到底能教会学生什么呢？除了教条一无是处！倒是不少学生的答案让我耳目一新，比如有人直接指出如果没利润人家商家为什么这么做啊！很多学生举出了不少生活里面的例子：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苹果与三星等等。这样的学生起码是观察力不错，在生活中能应用经济学，在我看来真是值得鼓励的。可惜的是，在这种考试环境中，他们绝对不是竞争里面的优胜者，反倒是那些死读书的考试机器在这种环境里如鱼得水。在这样的制度之下，即使科斯死而复生也难逃被淘汰的命运！

这种无奈其实我作为学生是再清楚不过的了。我记得我研究生期间唯一一篇不及格的文章是关于美国是否应该继续投资绿色能源的。在课上已经清楚的知道当时的投资有多么失败，最大的受惠公司刚刚被中国挤垮，有什么理由接着投资呢？我指出了四点：（1）政府扶植的产业里面的胜利者其实与在市场上的胜利者不同。这种情况下，这个产业是不可能发展的。对比硅谷的成功，人家的融资是靠着风险投资，用自己的钱是更小心的，也更有效率。（2）更重要的是根据永久收入假说，公司不可能为了政府一笔钱而改变在R&D上的总投资，这在数据上也能显示，并不会有什么multiplier effect。（3）而且外部效应里那所谓的“不足够”是个主观判断，一个政策怎么能建立在如此片面的个人观点上呢？多少才是足够呢？（4）按照科斯的观点：假设政府通过补贴去处理一个正的外部效应的死三角，那这个补贴是从税里出来的，可是税收本身不也产生死三角吗？这笔糊涂账怎么算呢？结果我问了个阿富汗女生，人家就是一个论调，有正的外部效应政府就应该投资，得了个接近满分的分数！也难怪我现在的博士生导师李秉勤老师也跟我说，国立大学的研究生会私下问她，论文应该支持什么反对什么，让她大吃一惊！这不是学生自己通过研究之后自己得到结论的吗？所以在这种制度之下，什么独立思考能力都是多余的。也难怪在国立大学的Hancock图书馆2楼的小便池顶上一位哲人忧伤的写下了如下句子：ANU is a degree factory！（国立大学就是文凭工厂！）作为生产知识的大学，本来是培养学生独立分析能力的地方，现在却变成对现有知识不能提出质疑的文凭工厂，也不知道是不是应该为澳大利亚人感到悲哀。

现在所谓的名校都是靠排名（靠文章数），这样有思想的老师根本混不下去。我这个学期去旁听一个历史系的老师的课，不是我说，这人是我在国立见到的唯一算是会讲课的人，总是在启发学生而不是给大家背东西或者输出价值观，但这样的老师竟然不能续约。可笑的是经济学院教高级微观的那个连话都说不清、只会数学推导的nerd老师却能轻松续约。这样的优胜劣汰下，会问问题的学生怎么可能出现呢？在哈利波特的第六部半血王子里面有一个鲜明的例子，斯内普教授轻蔑地对赫敏说：“这个回答是原封不动地从《标准咒语，六级》上抄来的。”十六岁的斯内普已经推翻了教材，十六岁的赫敏却还在背教材，斯内普的一本笔记里那么多颠覆性的创见哪儿是赫敏可以相提并论的。现在大家能理解为什么斯内普瞧不起赫敏了吗？赫敏在人家眼里就是个复读机，老师说一她能记住一，老师说二她能记住二，这样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用功罢了。不会提问只知道答案，终究是小聪明。要知道爱因斯坦说过，问题是比答案更重要得多！

记得几年前圣诞节聚餐的时候，一位客人问我明年读什么博士，我说经济学。他相当不客气的说了句，‘Economics is just bullshit! ’ 当时举座皆惊，我呢？我相当同意他的意见。因为他所批评的“危机来了不知道咋回事，出了危机不知道咋解决”，确实是现代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尴尬。用朱锡庆老师的话就是现在大学里的文章基本是制造噪音。这方面我倒是觉得中国的同学是特别适合学习经济学，因为他们能观察到很多精彩的市场与非市场现象。相比在澳村的小伙伴，星期天都没几个商铺开门，在这样的“市场经济”里，他们只能在书本上玄幻的学习关于“市场经济”的一切。现在的西方经济学界，尽管知道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却不能正视自己的问题，依旧沉迷于过往的荣光不能自拔。衷心希望中国的经济学能够如科斯期盼的那样成为一个学派，回过头来让鬼佬们大吃一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