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时间没有与张五常教授聊天了，昨晚又聊了一回，话题自然都是集中于最近的两件大事——中国股灾与希腊赖账。

先说中国股灾。张五常教授的意见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这次比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那次情势更紧张。第二，实体不好，救市是不可能的。

关于第二点，是老生常谈了，但还是谈出了一些新意。我以一些人的观点来问教授（即这不是我的观点）：有人认为，现在有外国炒家在狙击中国股市，当务之急只能是先把他们击退了再说，救实体是远水救不了近火，没有立竿见影之效。教授马上说：“胡说八道！如果中国宣布彻底废除新劳动合同法，股市立即就会涨，没有比这更立竿见影而且真正有效的了。”这确实也是教授一直以来的主张。例如希腊的事情，早在主权债务危机刚刚爆发的2009年，他就已经说，如果希腊宣布彻底废除最低工资法（而不是仅仅下调最低工资标准），经济立即就会从衰退转为增长，债务问题很快就能解决。

回顾历史，事实是支持教授这个说法的。例如二战后的德国，由于战争期间以滥印钞票的方式来为战争筹措经费，战争结束时通胀极为严重，盟军采用价格管制的方式在表面上压制着物价不让上涨，但自然是黑市盛行、白市上则是供应严重不足。当时西德的财政部长不经盟军同意就突如其来地连夜下令全面废除价格管制，把大家都吓坏了——盟军司令第二天收到消息后紧急召来财长，气急败坏地质问他为什么不经他们同意就改变了价格管制的政策，财长吐了一口雪茄烟，淡定地说：“不，先生，我不是改变了价格管制的政策，我是把它彻底废除了。”结果呢？就像是变魔术一样，本来空空如也的商店货架上突然之间一下子就冒出了大量商品——这说明商品供应不是真的短缺到一无所有的地步，只不过都放在黑市上销售而已。价格管制一废除，商品就自动地从黑市转移到白市来。不几年间，德国的经济奇迹就出现了。

又例如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港资企业开始时只能雇佣“国家职工”——工资是中国政府制定的，也不准解雇工人；后来港资企业争取到雇佣“合同工”——工资由港资企业制定，也可以解雇工人，港资企业纷纷转用“计件工资”。同样也只是一夜之间，工人就从长睡午觉立即变成一大早工厂的门都还没开就已经在外排队等着开工，也没人肯睡午觉了。那几年里，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就没有低于50％的。

是的，人们不相信市场自由运作的能力很强大，这与他们相信人的自私本性很强大其实是自相矛盾的。

不过中国现在实体经济的问题并不仅仅是由于新劳动合同法，甚至这都不是最主要的负面因素。我想教授的意思是指以新劳动合同法为代表的一系列本质为侵犯私有产权、干预市场自由运作的“恶政”。要较为完整地列出这张“负面清单”，我认为大致上有以下这些：废除新劳动合同法，废除最低工资法，废除社保，废除所有城市对房地产业的一切限购限贷政策，在废除城市福利的基础上废除户籍制度，废除反垄断法，废除对医疗、教育的进入管制与价格管制……——以上这些宜高调宣布，因为需要巨大的冲击力来迅速改变人们的预期；停止反腐，恢复公务员、国企员工以往实行的绩效工资制度——以上这些却是不宜高调宣布，悄悄地进行即可。不妨模仿台湾当年一边大肆宣扬土地改革取得巨大成功，一边实际上其实是悄悄地中止了继续推行土改的做法。

另外，我补充了自己的一个看法，那就是现在中国股灾虽然严重，但是对大部分中国人的直接影响毕竟还是小的，这种情况与美国是很不一样的。因为美国人大量购买养老基金（包括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而这些养老基金都大量投资于股市。所以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导致大量养老基金资产缩水、甚至于破产，使得美国人从预期退休之后可以拿到丰厚的养老金生活得很舒服，一下子变成预期退休后几乎没钱可用，导致“费雪财富方程式”反向发挥作用，私人消费急剧收缩，打算退休的人也不再退休，继续工作，恶化了就业市场。

顺便说一句，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谬论，是说美国人的储蓄率低。其实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即使是传统经济学那极为狭隘的“储蓄”的定义，也把证券投资归为储蓄行为——只不过钱不是存在银行里，而是存在股市里。传统经济学中所说的“投资”是指做生意的那种实体中的投资。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人的储蓄率并不真的很低，只不过他们主要不是把钱存在银行里，而是通过养老基金这类共同基金间接地存在股市里。当然，跟“变态”的中国人比，美国人的储蓄率还是低的——但没有一般人所以为的那样低，跟全世界其它地方的“正常”人比不会差太远；另外，由于是通过共同基金间接地把钱存在股市里，有效的可支配性（不严重损失收益性前提下的流动性）也是比银行存款差的。所以你要美国人一下子就拿几千美元出来，远远难于要中国人一下子就拿几万元人民币出来。

因此，与美国人相比，大部分中国人主要的财富或资产并不在股市里，股灾对中国人的影响还是很小的。好比说，之前股市跌到4000点的时候，教授说平均每个中国人因为这股票市值的蒸发而少了40多万元的财富。但事实上我并没有40万元在股市里，对我来说其实没那么大的损失。至于中国的社保基金也入市了，其损失会直接影响到我。但自从我辨明了社会养老保险是“庞氏诈骗”的本质之后，我就已经把上交的社保费看作不会在未来有返还的交税，完全没有指望过我退休的时候能拿到养老金。所以即使社保彻底破产，也不会改变我的预期。当然，有人说其他人不是这么想的。可是中国人的养老支出中政府发放的退休金占的比例还是很低的，对中国人的未来收入的预期影响也就很有限。——这说明仅从技术可行性而不是政治可行性的角度来看，废除社保其实并不难办到。

所以，我担心股灾会带来真正严重的后果是：由于实体不好，此前股市大涨的时候人们还剩下这么一点幻想，政府如果不救股市就会连这点幻想都破灭了，民怨会太大的，但这就成了一个股市劫持政府的局面。最近一周的情况完全验证了我的担心。政府先是大力买入大盘指标股来救指数，但照样民怨沸腾，因为中小股大面积跌停，买了这些股票的人没有从政府的救市中获利。于是政府被这些人的哭闹逼着把中小股也买起来——其实如果仅仅是为了对抗外国炒家，基本上不需要管这些与指数无关的中小股，因为外国炒家主要是通过操作股指期货来获利，保住指数就已经大致上能让他们无利可图而选择退却。但政府这样分散力量地救市，一方面是更加难以挽救指数；另一方面就算退一步假设政府真的能把所有股票都全部买下抬起它们的价格，但这岂不是一夜回到改革前，全部企业都成了政府做大股东的国企了？自作孽的民众一哭二闹三上吊就能让政府按他们的意志来行事，这跟希腊岂不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遥？

而政府将精力与注意力都耗尽在这些“治标不治本”的手段上，还怎么可能明白救实体才是既立竿见影、又釜底抽薪的救市正道？所以当教授说“彻底废除新劳动合同法”时，我立即说“不可能！”不是因为政府做不到——GCD雷厉风行地改变政策的能耐众所周知是很强的，这方面并没有希腊那样的民主国家掣肘重重的困难——，而是政府根本想不到这跟当前的股灾有关系。

再说希腊赖账。此前我发了一条“说说”，让大家赌一下希腊通过公投与欧元区摊牌，欧元区最终会不会怂了让步。在与张五常教授详细讨论之后，我的想法与分析思路变得清晰起来。

希腊赖账的结局有两个可能：其一，继续留在欧元区，继续借钱，继续不还。其二，被踢出欧元区。对希腊来说，当然更好的结局是第一个，但在债务足够多的前提下，第二个结局也会优于选择还钱。切换到欧元区的角度来看，应对希腊赖账的手段也有两个：其一，继续把希腊留在欧元区，继续借钱给它，继续收不回来，所以所谓借钱其实是送钱。其二，把希腊踢出欧元区，以前借出的钱算是打水漂或喂狗了。

但现在问题的关键其实不在于希腊，而在于希腊对其它欧猪国家的恶劣的示范效应。无论上述手段采用哪一个，希腊都不用还钱，所以其它需要还钱的欧猪国家会考虑是否要有样学样。那么，前面对希腊的逻辑推理也适用于分析其它欧猪国家。最好的结局当然是第一个——学着希腊不还钱，还能继续留在欧元区内拿钱。但只要债务足够多，第二个结局（被踢出欧元区）也会优于选择还钱。也就是说，无论欧元区选择如何应对，其它欧猪国家现在受到希腊这个“榜样”的带头示范作用的影响，都会比以前有更强的意愿选择不还钱。欧元区此前为了应对债务危机而借出去的钱全部打水漂的最终结果出现的机率是上升了。

另一方面，欧元区所谓的借钱，其实只是印钞票，不是真的要借真金白银出去。这导致借钱的成本其实很低，即把希腊留在欧元区继续借钱给它的第一选择的成本即时而言并不算很高——但长期而言这成本会很高，因为欧猪国家也学着希腊的话，所谓借钱其实是送钱，等于是要德法（主要是德国）养起它们。但是第二选择的即时成本却很高，因为最坏的情况是欧猪国家跟着希腊纷纷退出欧元区，欧元散架。当然，因为甩掉了以希腊为首的欧猪国家这些“不良资产”，坏账损失也明确地限于之前借出的钱，第二选择的长期成本是低的。显然，这是长痛与短痛之别。从欧洲（不是欧元区）的长远、整体的利益来看，第二选择优于第一选择。但问题是，欧洲的政治家能有那样的魄力选择“长痛不如短痛”的“壮士断腕”吗？这个问题的关键恐怕其实也不在于欧洲政治家的魄力，而又是在于民主制度的缺陷。短暂的任期制使得“理性”的政治家理应选择只对任期内的自己有利的决策。现在就驱逐希腊，可能会导致欧元现在就解体，这使得现在的政治家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现在继续养着希腊等欧猪国家，以后会慢慢地把德法经济拖垮，但那是未来的政治家才会直接承受的压力。你说，欧元区的政治家会怎么选择？

读者Francofang说，近年来意大利、西班牙的GDP都有增长，可能是时候把希腊踢出去了。但我认为这是只见其一，不见其二。意大利、西班牙现在的执政党是主张遵守欧元区规定，老老实实紧缩财政、发展经济、按时还债的。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的底子毕竟还是比希腊强很多，所以老实还钱的成本还算能够负担得起。但它们国内也一样有极端左翼政党的势力，与希腊现在的执政党有同样的主张。而希腊公投赖账，会鼓励了这些“志同道合”的极左政党在各国的民望上升。所以我们看到，当希腊打算公投的时候，除了欧元区当局、德法两国的领导人很生气之外，意大利的财长也表现得特别的急怒攻心。因为希腊的公投是会助长了极左的在野党冲击到他所属政党的执政地位的。

一切，都只是政治家的“理性”选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