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梧州和贵港（桂平）都采访了陶瓷工业园，情况却略有不同。梧州的陶瓷工业园规模要比贵港的大，聚集了二十几家的陶瓷企业；而桂平的规模比较小，只有6家。但采访时梧州的企业表示情况“不理想”；桂平的企业却显得极为满意，连声称赞这里的投资环境很好，非要让他说出需要当地政府改善什么，他只想到“融资”，说在广东的时候随便贷个3、4亿都没啥，这里却贷个1亿就要反复审查。我问：“不能在广东借钱，拿到这里来用吗？”他说可以。于是其实这也根本不算什么问题了。再问到他有否开拓西南、乃至东南亚市场的考虑，他说广西的市场都做不完，最近房地产业不好是有些影响，他看到别人在做四川那边的市场很赚钱，也有动过念头去做，但目前还只是停留在想想的阶段，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行动，至于东南亚市场就更是没空去考虑了。

为什么两地的陶瓷企业会有如此大的反差？仔细一想就明白了。入驻梧州的陶瓷工业园的企业是比较高端的，他们做的产品质量档次较高，之所以从广东转移过来，是因为土地、环保等因素的制约，而不是因为广西这边有市场。结果他们在这里做的产品，在这边却不太卖得动，只能还是拉回广东去卖，这边就纯粹是一个生产基地。他们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一方面是另外打造档次低一点的品牌，把价格降低来适应这边的市场，但这些所谓低端一点的产品其实还是在原来的生产线上制造出来的，不可能另外建造适用于较低质量的产品的生产线，结果成本居高难下，价格无法有大幅的下降，在这边的市场上就被消费者赚太贵了（尽管质量好，是对得起这个价格的），反而没竞争力。另一方面则是想抱团打造本地制造的品牌形象。毕竟任何地方都有买得起质优价高的产品的高端消费者，只要质量对得起价格，高价产品不等于就没市场。但这些高端消费者只认广东那边的品牌，不认这边，一看原产地是这里的，就不买账了。

相比之下，到桂平来的企业却从一开始就说得很清楚，之所以来这里是因为这边的市场很接受他们的产品，很多货就是走到这边来的，索性就到这边来靠近市场搞生产（虽然土地、环保的因素肯定也有，但并不是首要的）。所以虽然它们自己当然不会这样说，但我已经推断这些企业的产品应该是属于中低端的层次。果然在采访后我向记者们说起我这个推断，领队也说这些企业的产品是较为低端的，因为梧州那边的陶企是比较有名气的品牌（确实我也听说过），但桂平这边的陶企是他听都没听说过的名号（确实我也完全没听说过），可见并不是什么名牌大企业。再联想桂平的陶企对当地的投资环境十分满意，而梧州那边的陶企则抱怨那里的工人完全没有进过工厂、素质很低不好管理，更可以进一步推断桂平的陶企对工人的要求不高，而且它们在广东时只是small potato，政府不太搭理的；来了这里却被当成稀世奇珍的宝贝那样供奉，当然是满意得不得了啦。

领队由此引申开去，说了一段挺有趣的话。他说那些专家学者有两个相关的观点是非常扯淡的。一个是批评中国的制造业与外国企业相比只在产业链中获取了很微薄的利润，另一个是主张企业要搞品牌。他举了一个他亲自经历的例子。有一次他在某个场合里遇到一个陶企老板，问那老板打算在某地的投资额。那老板说打算投资10亿。他说，这个数额不算少啊，那你现有的企业每年的产值是多少？那老板说大约9亿。他吃了一惊，因为他作为记者，产值达到数以亿计规模的当地陶企他都知道名字的，但他根本没听说过那老板的企业的名字。那老板听了就嘿嘿一笑，说他们报给政府的产值当然没那么高。他追问他们报给政府的数字是多少？那老板说，就几百万吧。因为多报产值就要多交税啊，当然就尽量少报了。当领队说到这里，桂平那个陶瓷工业园的政府官员听了立即紧张地问：会不会刚才那家陶企的老板也少报了产值数字给他们好避免多交税？领队说，那倒应该不会。因为这种没品牌的“小”陶企在广东那边数以千计，政府根本管不过来，没空去细查它们报的数字对不对。但它在这里就是6家中的最大一家，政府盯得紧，就不好报假数字了。这些企业不搞品牌，省了那个钱，其实利润也很不错。都说巴菲特是股神，平均每年的利润率有25％很牛，其实中国的企业如果搞品牌就是这个利润率，不搞品牌还有可能是250％的利润率呢。所以谁说它们的利润率低呢？又干嘛要非搞品牌不可呢？

桂平那陶企老板还说了一段让我大有感悟的话。他说他除了建起了生产线，还在附近盖了些商铺，然后租给别人来经营，提供各种消费、娱乐给工人们。我听了笑道：“你可真会想，一手付工资给那些工人，另一手又从商铺那里把他们的收入赚回来。”他立即说：“不，我想的不是这个，我这是想留住工人！如果没有这些消费、服务的场所，根本留不住他们啊。他们的生活会太单调苦闷的呀。”我听到这里，脑子里“登”的一响，脱口就说：“你在这个工业园里的角色其实已经不仅仅是个企业，更是个‘小政府’了！”

因为这老板不但是经营企业提供就业，还规划建设了生活服务的配套设施。而且妙的是他只负责建商铺，具体的经营是通过出租交给别人去做的，这不是跟很多地方由政府主导的投资是非常相似的吗？如果这家陶企不是企业而是当地政府，这种只负责建，不自己经营的做法就很类似于做好基础设施的建设就交出去由市场运营的“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之道。因为这家陶企在这工业园里是最大的，它有实力、也有动力去从整个工业园而不仅仅是它自己的企业的角度出发来考虑提高整个工业园的吸引力，这让它看起来很像是个政府。而它的本行是生产陶瓷而不是经营消费、娱乐行业，所以它在后者的方面没有比较优势，只负责建不自己经营、交出去给专门从事这些行业的人来经营，与其说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不如说就是“企业与企业的边界”。但这个“企业的边界”可不完全是科斯所说的那个企业的边界，而更像是粤语俗话说的“捞过界”的边界。因为不是自己的本行，自己不具有比较优势，就不要捞过界。政府与市场相比没有比较优势的地方就不要捞过界了，这就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当然这么说是套套逻辑，但有具体的情景时，要判断这边界在哪里其实并不是那么困难的。

我一抛出这“小政府”论，那老板也挺认同的样子。他又说曾经有当地派出所的人来这里抓那些打麻将的工人，罪名是聚众赌博。他都出面劝阻，说只要不是太大额的赌博，就放那些工人一马吧，否则他们没啥娱乐，还怎么留得下来呢？其实他们也会把握尺度，只会对这种“小赌怡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真的会影响到工作的“大赌伤身”也一定禁止的。这种“酌情执法”，不算是“法治”吧，但怎么能说是不对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