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任何角度衡量，私立的大学比公立的有较佳的效果。尽管我认为今天大家常见的国际大学排名属无聊的玩意，但排在前头的一律是私立的大学。我不怀疑以每个学生的成本算，公立高于私立。四十年前，当我考虑儿女选校之际，美国的私立小学的教育质量远比公立的为佳是同事之间的一般见解，但数据资料说，以每个学生的成本算，私立的只约公立的一半。

不是没有例外。当年在洛杉矶比华利山有一间公立的中学办得很出色。主要是犹太血统学生的中学。以色列的文化，教育孩子有他们的一套，是否可取见仁见智。当年在洛杉矶加大念本科时，进入新学科的教室，我喜欢环顾左右，看看犹太血统的同学有多少，因为那些会是我的主要竞争对手了。读书要拼搏，讲体力。当年来自香港的学生，体力比不上西方的，但比较用功，斗得过。但犹太学生不仅体力好，他们的拼搏能耐说不得笑。我认为中国的同学不要走那样的路。读书不成没有什么大不了。学问这回事，每个人应该尝试，但培养不出兴趣不要勉强。不少朋友，包括我自己，做学问主要是为了兴趣与享受。

香港回归前，今天记不起是哪位财政司对我说，香港大学每年由政府提供的经费可以把所有学生送到哈佛等名校就读，包食宿，言下之意是质疑政府应否这样花钱。我当时打趣回应：「港大的多块地皮可能是地球上最值钱的，卖出去建豪宅政府不会再有财政困难吧。」大约一九八五年，我跟很谈得来的财政司彭励治提出如下建议：「政府把资助大学的钱，以基金形式送给大学，让大学搞私立，正如美国的私立大学不少获得外间的基金资助。政府赠送的算是大学基金的一个重要部分。政府久不久可以核数，但其他一概不管。每年赠送多少五年看一次成绩再考虑，但交出去的钱不要约束大学的使用时间，用不完由大学的基金积蓄起来。大学收学生的学费有弹性，教师的薪酬与合约为何，学系怎样运作等，政府一律不管。这就变作西方私立名校的模式。」

彭老当时对这建议很有兴趣，但担心政府把纳税人的钱这样处理，不少人会反对。我解释说香港的大学收取的学费是该校总支出很小的一部分，转用基金资助的方法处理，大学可以保证现有的学生人数不减，这组学生交出的总学费不加，但其中某些学生的学费较高某些较低可以调校，而增收学生的学费多高大可自由。换言之，我建议政府提供的基金是购买一组学生的廉价求学权利，替代弗里德曼建议的、大学不宜用的学券制。大学不宜用学券制，因为学费的价格分歧有好用途，西方的私立名校一律用得有可取的效果。

彭老同意，要我跟进。他认为要先从中学入手，叫他的办公室替我约见一位女子中学的校长会谈。殊不知一谈之下，知道困难重重：有好些工会机关要过，有几个政府部门要过，学校教师与职工的薪酬有硬性的等级划分，等等。该校长说，她的猜测是这些团体会一律反对改为私校制。

上述的经验让我明白为什么昔日美国的公立中、小学的教育成本比私立的高那么多：纳税人的钱，经过政府的手，交出去时惹来多个利益团体的蚕食——这些团体包括政府的好些部门——会大幅增加成本。但如果政府把纳税人的钱用私人基金的方法，一手把资助的钱交到大学那方去，然后除了核数政府不管其他，就会出现我在《经济解释》分析过的效率税制。

用上述建议的方法来把公立的大学改为私立，很多地方会因为既得利益团体的存在，难以推行。但中国是另一回事。有三个理由。其一是在中国目前的大学制度下，利益团体的左右还不严重。其二是处理改制，北京历来惯于改，是老手，有他们的方法。第三点可能最重要：上述建议的大学改制，除了一些利益团体所有的人会得益，何况牵涉到的利益很大。考虑如下几点吧。

一、在上文指明的学费约束下，容许某些学生交高学费是重要的示范。西方私立大学喜欢订下高学费，然后让个别学生交低学费或免费。当一个免费生与他或她的家长见到有同学交高学费，会知道免费得来不易，用心读书的动力会增加。另一方面，有些非常优质的学生考大学的入学试不一定考得好，但筹得学费入学后，成绩好可以转为免费生。当年在洛杉矶，作为外来学生我要交高学费，但知道成绩好可以转交低学费，成绩于是一律可观。我也知道有些善长仁翁，见到一些穷学生有潜质，但入学试考得不够好，会乐意资助。

有高学费的示范重要，因为我们要让免费或廉费的同学知道，他们的学位来得不易，国家要用几个穷人的收入才能教他们一个，不是考得大学学位就算是有交代的！

二、入学的高考公开试历来不可靠！我的外甥、我的儿子和我自己，考这种试都有困难——想象力丰富的通常有困难。然而，进入了大学我们三个的考试成绩皆冠于同窗。我曾经写过，选取新生的衡量有好几种，其中最不可靠的是公开试。在收生的衡量上，私立的大学可以远比公立的来得有弹性。

三、大学从外间募捐经费，私立的远为容易说服有钱人。后者把钱捐出去，喜欢见到有清晰的名堂或用途界定。这些清晰界定，私立的大学比较容易办到，因而有说服力。有些捐钱的人喜欢一个讲座教授用上他的名字，这种钱捐到私立大学的一般远比捐到公立的为多。不是说笑，今天美国的私立名校，差不多所有的大教授都是某某人名的讲座教授，其中有些薪酬高得精彩。研究项目或实验室等也可以挂上捐赠者之名。私立的大学远为容易找到慷慨的人是明显的。

四、老师的薪酬，私立的大学历来比公立的有较大的弹性。去年听到内地一些大学从美国聘请初出道的博士作助理教授，出年薪六万五千美元。在国际上这是有点竞争力了。我们希望这薪酬的提升会扩展开去，因为好些内地的大学老师的工资还是极低，要想办法赚取外快。这里的问题是三倍美元六万五的工资，即年薪二十万美元，可以从西方聘到一位师级人物。如果选得恰当，年薪二十万美元一个大师是比六万五千美元一个新秀划算得多：一个卓然成家的大师比十个只是有前途的新博士加起来重要！老师的薪酬要有大弹性，公立的大学一般比私立的难以办到。

这里不知情的人有一个错觉，以为一班人数少，学生容易提问，是胜于数百学生挤于一堂的。在档次低的大学这观点可能对，但档次高的会用大师教很大一班的本科，然后把学生分小组让研究生补课。想当年，在洛杉矶加大，卡尔纳普教本科一年级的符号逻辑，没有谁不知道卡氏是整个地球的哲学逻辑的第一把手。大堂挤满了人，我是其中一个。当我见到不少老教授也坐在那里聆听，当然抢先去找座位，用心受教。

大师授课，不管懂不懂得教，他的思想感染力会扑面而来。不是所有学生都听得懂，但只要有一小撮学生能从大师得到启发，他的高薪实在相宜。作本科生时我在人类学、欧洲艺术史与欧洲经济史这三项听过顶级大师的课，尽管内容细节早就忘记，这些学问究竟是关于什么事我知道，整生都在用。换作平庸的教授，我今天什么都没有。

何炳棣在他的《读史阅世六十年》中提到，当石油大王洛克菲勒资助芝加哥大学时，说：一定要聘请到最好的人！芝大于是出当时没有人听过的天文数字的薪酬，聘校长与一些顶级教授。我不是说中国的大学也要这样做，但只有私立的大学才有足够的薪酬弹性，才有机会遇到一个像洛克菲勒那样的人。

五、搞人事关系与校园政治是目前内地大学不能漠视的负值。我知道从中国到美国求学有可观成绩的后起之秀，因为这些困扰不愿意回归。尤其是在生物与生化这些方面，有些中国学生在美国读得很好，但不愿意回归。他们清楚地表达是因为他们听到的人事关系与校园政治他们应付不了。我认为愈是厌恶人事关系与校园政治的青年，中国的大学愈要争取。

上述的不幸校园气氛，公立的大学远比私立的严重，非常明显。理由简单。如果大学经费的来源没有清楚的界定，加上使用的权利也没有清楚的界定，讲关系与搞政治就容易出现。我们知道西方的私立名校一般有庞大的基金组合，源于募捐与学费等收入，来源与使用的权利皆清楚。记得戴维德谢世时，我求得儿女的同意，把他们的钱捐了一点给芝大的戴维德基金。是微不足道的捐款，芝大竟然几次报道，也来信说明他们打算把该小款怎样用。

六、目前内地大学教师的工资，一般很低，他们要为外间写「课题」报告来增加收入。香港称这种收入为「外快」。美国的大学也有，称「顾问」收费。写课题报告不一定是坏事，有时从事者可以学得不少。但要找到学术趣味明显、有机会发表甚至传世一段时日的机会通常近于零。

一九七六年，三家美国的庞大商业机构找我作顾问，时间酬金高于大学的工资五倍。考虑后我接受加州标准石油的聘请，不是全职的，时疏时密做了几年。华大的同事说他们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顾问工作：只做纯真的研究，没有其他，而研究石油需要的资料有求必获。后来写下两本厚厚的报告，阿尔钦读后说是他见过最精彩的经济实证研究，不发表可惜。但顾问合约指明不能发表。除了不能发表，那是我知道唯一的可以满足所有学术要求的「课题」。当年华大的院长贝克曼也赞同我作该顾问研究。在我的坚持下，他同意一段时期把我的华大薪酬减半。

一般而言，大学无从约束教授作顾问或课题来赚取一点校外的钱，但提升薪酬与搞好校园的学术气氛，促成一点我在前文说的英雄主义，会鼓励教授们着重于思想创作，就是接受外间的课题委托也会选择学术趣味较高的。

让我转到另一个重要话题吧。今天综观天下大势，我认为中国的大学最要重视发展的学系，是生物与生化这些方面。有几个原因。其一是数十年来生物与生化的研究在西方发展得实在好。其二，那些是唯一的科学（不是指科技）可以直接地带到有市场价值的产品或医疗服务。当然不容易，但在市场上可以见到因为科学发展得好而有新产品或服务很难求。其三是中国人的手指天生格外灵活，脑子够聪明，吃得苦，在实验室操作应该是天下无敌的了。其四是因为西方的研究金出现了困难，在那方聘请人材今天远为容易，而十年来从中国到美国读生物或生化的不少有成就。可惜有一个不易处理的问题：专业的字汇翻译可能很困难——生物与生化的专业文章我没有几个字读得懂！

生物与生化的研究可以直接带到药物的发展。我的外甥有一篇文章带出了一种可以帮助「多发性硬化」病人的药物。研发药物不是药剂或配药。在美国，研发药物不是由大学主理，而是在大学之外的商业实验室。大学不主理不是因为大学不可以申请发明专利，而是研发、申请政府批准与推销药物，一方面有很大的成本，另一方面幸运碰中会有很大的商业价值。这是商业投资的赌注，美国的大学不干。今天那里的大学因为研究金短缺，不少生物与生化的研究专家从大学或有大学性质的实验室转到商业研发那边去。据说薪酬会大幅提升，但研发的性质不是大学那种基础性的研究，在学问的趣味上是下降了。

我不能肯定中国要学西方，即是大学不染指于研发有商业价值的药物。我不知道答案。可以肯定是大学要设立一个发明专利的申请部门，协助可以注册的科学发现办理专利注册。有所斩获有关的研究者要与大学瓜分。我知道在美国有为此而发达的大学教授。另一方面，这些日子我们常听到中药在欧洲的接受性增加得快。中药的研发要在哪里从事呢？如果大学要推出中药研究，那么西药研发不妨混在一起。西方不办的，不等于中国也不要办。

在美国，生物与生化的研究，虽然不与药物的研发一起混在大学，通常是跟大学的医学院相连。这是说生物与生化的研究实验室通常有医院的支持（我的儿子两边跑）。今天，中国的医院也有跟大学相连的。这些日子我意识到中国的西医虽然技术可以，但在理论上却明显地落后于西方。两年前在深圳设立的香港大学医院，引进香港与西方的医生，从而引进西方的先进理论，很有意思。不久前听说在财政上该院将会过关了。为什么不跟内地的一些大学挂钩呢？该院是香港大学与深圳政府的发明，可圈可点，虽说有比邻之便，但想深一层不一定要是比邻的。北京要考虑让国际的大名医院分支到上海等地方去，赚取他们的知识。另一方面，我今天不怀疑，西方的医生也可从我们的中医学得一点。

（评中国的大学制度，之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