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费用
一个制度要取代另一个制度，要从两方面衡量，制度运行的费用和制度扭转的费用。
原则上，制度运行的费用好理解，局限变化，制度要跟着变化，因为不同的制度有不同的费用，对应不同的局限，农业经济有农业经济的制度，商业经济有商业经济的制度。把农业经济的制度套用在商业上，制度运行的费用会陡增，相反把商业经济套用在农业经济上，农业会不适应。
制度还是同一个制度，却分为两项费用。制度运行的费用和制度扭转的费用到底是些什么？
简单的看，一个社会的产权需要界定和保护，发生了纠纷，需要解决的手段。如果是用伦理的手段解决，熟人之间有其优势，如果是用诉讼的手段解决，就要建立法庭法律等机构，两套手段运行起来，显然伦理的手段较简易，不需要建立过多的行政机构。伦理手段简易，如果是一些熟人之间的小事，运行起来费用就要低很多，但如果是陌生人之间，复杂且涉及金额重大的纠纷，伦理粗糙的手段其实就解决不了问题，需要对簿公堂。制度运行的费用是对于所涉及的具体经济形态而言，一般而言，农业生产中的经济问题，使用伦理解决，运行费用大减，而工商业社会中，使用法律手段解决，运行成本才合宜。
那什么才是制度的扭转费用呢？制度的扭转费用，我将其理解为政治问题和信息费用的合并，如果将信息管制看为政治的一部分，则可以简称为政治问题。
选择伦理或法律手段等不同的治国制度，会产生不同的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又可以反过来影响伦理和法律手段的选择。一个国家，有了基本的伦理或者法律基石，如何组织生产，其中涉及到的权力界定问题，就是政治问题。比如中国选择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聚居生产，一个家庭里有家长，有子女，一起合作生产，其中家长拥有执行和解释道德法的权力，拥有处置儿女的权力，家长就是产权的实际拥有人，微观看，家长的权力界定是政治问题，家庭就是一个政治团体。整个社会由非常多这样的家族组成。
又比如说，其他一些同样以道德治理的地区，道德法的解释和执行人不是家长或族长，而是一个区域有专门的道德法庭和道德首长（如神父牧师等）解释和执行。谁的经济效益更高呢？社会生产具体的组织形式中，权力到底如何界定就是政治问题。选择一种具体的组织形式，会对道德，法律的解读和执行产生不同的效果。
制度的扭转费用源于政治。儒家理论把权力界定给了家庭，千千万万个家庭组成社会，家长虽然也需要在家族内竞争获得地位，也就是权力，但其实整个的社会来讲，因有无数家庭细胞竞争，其实整个的制度非常难以变更。整体的变更，是从局部的家族壮大，不断改进家法，变家法为更加一般化的官员等级制。中国的制度扭转及转变方向，是不断的家族变法，兼并，到建立行政等级，到组成国家，进而中央集权等一系列过程。
中国是儒家伦理下的宗法国家，其制度扭转方向，是不断的中央集权，其制度扭转的费用正是这过程中的一系列战争和协商，最终组成中央集权的政府，有了从上到下的一组完备的行政等级制度，这一套制度大大改善了政治协商的成本，大大降低了制度扭转的费用。
中国的儒家宗法制度
中国选择以家族为单位，实行伦理治国，一个一个家族以家长或族长为道德的执法人，对道德的解读，加入家长的个人见解。家长对这个家族负责，因家长和子女之间有一连串的关系自身利益的合约，因天生的血缘巩固其合约，再不断以道德说教强化家长权力其与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形成一个家族利益共同体，家长和子女组成的单位更像一个公司。所以中国的道德法，脱胎于一组实际生产合约之中。
中国的家族界定权力的政治形态最开始由周公辅佐成王时，推行的宗法制度，界定了成王的家长地位，进而领导他的家人推行这套宗法，因将自己的兄弟姐妹子女伯叔分封出去，确定了其亲人的地位，并将这套宗法带到各地，形成了各地独立的不同的家族共同体。慢慢发展出彼此竞争的不同的家族团体，不同的家族遵奉宗法制度，界定家长与子女的权力关系，制定出大同小异的管理制度。而小的诸侯又仿效周公制度向自己的儿子放权分封，渐渐瓦解家庭的规模和宗法制度。
这个过程中，不同的家族，固然可以订立不同的家法，家规。但放到整个社会中，就会产生家长地位因不断分地与分权而下滑的问题。相对独立的大小不同的家族彼此竞争出差异化的管理办法，家长地位光靠宗法伦理难以巩固，整个国家因家长地位的不断下滑，整个国家的宗法制度处在崩溃状态，而处在权力无主的状态，因为家族间渐渐变得没有共同的规则可守，于是相互争斗，产生极大的租耗，于是家族为单位的管理之上又需要建立一层政府行政单位，协调管理家族管理做不到的地方。
于是不同的政府行政单位之间又有争斗租耗，于是需要一层层扩大，最终组成一个中央政府，越往中央走，协商管理的难度越大。这一层一层的政府末端单位是家族，一层一层的政府就是为了传达信息，协商，处理不同的纠纷。这一层一层的政府单位，就不同于基层的家族单位，使用的是行政管理办法，不是简单的类似基层的道德法。一层层政府到家族的政治组织形式。完全不同于以前适用于整个国家的道德宗法。
整个国家意义上的道德宗法，在春秋末期就已经瓦解，春秋时期的诸侯，虽然名义上为家长，其实因没有建立完善的行政制度，并不能很好的管理这么大的土地及人口。权力一半是在自己领土内的各级封建主手里，一半靠残存的传统礼仪宗法及并不完善的行政制度集中在春秋霸主的手里。
对于中国来说，基层的道德法，是以家族为单位，彼此互相学习，不断竞争，由各自家法，总结产生出来的一套差异很小的管理办法，看起来就像道德一般，在过去的农业社会已经是极难撼动的。唯一能挑战家族宗法，撬动社会制度的，只有各级政府行政指令。
在中国，制度扭转的费用来自什么呢，至此很明显了，是来自从皇帝到中央到地方的各层级行政单位。如果皇帝很容易通过这套行政系统发号施令，影响到整个国家，扩大行政能力，慢慢替代改造基层家族治理，就是制度容易扭转。如果这套行政体系发挥不了作用，就是制度扭转极难。
制度扭转的费用，其实质是政治问题。我们不妨将家族看为经济学上的个体单位，那么中国的政治问题就是如何管理家族的问题。儒家伦理的权力界定，指向血缘家庭为单位，主张国家要将权力基础界定在家族上。所以儒家伦理看似宗教，其实本质不是宗教，而是一套确权到家庭和家长的管理办法。如果将家族看为细胞，撇去儒家对家庭的界定作用，那么政府的含义就只剩下一层层从中央到县级的行政管理办法了。
如果简单的将家庭的性质看为人的性质，事实当然不是如此，但可以如此简化的看，那么家庭是自私的，政府能否做到对家庭约束而改变着社会制度，扭转社会制度，就要看中央能否集权，官员行政能否如皇帝旨意。当然，不断缩小家族，释放家族所受的儒家约束，人不归家族管，就要加大行政能力建设。
这也是中国历史的缩影，从周公到今天，家庭家法的约束能力不断减弱，而政府的行政能力不断增强，也就是不断集权。到我朝为止，开国皇帝在农村设立政府级别，以政府行政等级直接管理全国，又经历批孔批儒的改造，中国的家族制度是彻底的寿终正寝了。
集权与分权：脱离儒家的基层权力界定，中国将何去何从
集权的巅峰出现在我朝前三十年，但是问题仍旧存在，政府集中了这么大的权力，但是掌权者不懂得怎么生产，空有这些权力，有什么用。政府的问题于是变成怎么放权，将权放给谁，不放给谁，才能达到利益最大化。中国现阶段的答案就在承包。当年凤阳的农民承包土地，承包土地其实就是要给与农民耕种土地的权力，政府只享受土地产出的分成。所以承包制，不是我们通常意义的承包，而是要把一系列耕种和处理土地的权力交给农民。第二个更大特色的中国式放权，是城市土地的承包制。城市土地承包给县长，县长既是政府一级官员，也是城市土地的承包人。这个承包是要将一切工商业发展的权力赋予县长的，包括各种涉及工商业的征地，修楼，铺路，招商，税收，以及县以下各级政府行政等等权力，都要界定给县长，县长俨然是土皇帝，中央只管与县就土地产出分成，这是张教授的县级竞争制度。其实就如地主与佃农签订承包合约一样，中央与不同的县就不同分成有别之外，也有不同的合约差别，这差别来源于中央保留了好多审批项目，这些审批项目是中央与县就下放权力的谈判阵地，这些审批不经省，而直接达于县是另外一个大问题，此处不论。
这承包制看起来很奇怪吧，土地承包农民纳的税吗？政府难道是地主，此时的政府，在当时当然是公社，如果是地主，那这个地主为土地承包分成做出过什么贡献，存在价值在哪？很奇怪吧？从另外一个角度，怎么听着又像是地方向中央出钱购买自由发展经济的权力呢，难道是腐败？其实大谬不然。农村土地承包，租的性质不明显，公社也许并无很大的存在价值，更多只是一组简单的耕作权力的下放。然而县级土地的承包，正是一套将权力授予能者，发觉能人的有效的下放经济权力的妙法。想中央政府拥有土地，难道真是拥有把土地搂在怀里的自由，有的不过是对处理土地及土地收入有着无限的权力，因分配包含在权力等级之中，土地的产权就界定在这无限的权力组合中，如何发现一套将此权力下放致能者手中，激发能人创造价值的机制，才能真正变现权力的社会价值。
其实产权和权力（权利）是有区别的。产权包括了交易，处置，以及享受收入等权力。但是权力可以剥夺或左右人所拥有的产权中部分权利，拥有权力不一定拥有产权。公司的老板可能将公司某一项权力下放给某人，这人拿着老板的工资，而工资也是从公司收入中来，当然可以贪污，严格来说，不能硬说这人拥有公司产权。但是，权力设置一定可以影响产权。总体而言，产权可能只是一个由权力和收入分配组合成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产权无所谓清晰不清晰，重要的是权力和收入分配合理不合理。今日股份制公司，分成股，交易和收入两权得以确立，算是完整产权，因为做不好，有价可循，股东可以抛股。可是今日县级竞争，若从完整的产权理论出发，实在看不出产权如何界定，只看到一系列飞舞着的权力的影子，分配主要还从等级界定，腐败不可避免，却出奇的有效率。
科斯定理说，只要产权有了界定，资源价值会达到同样的最大化效果。这是在交易费用为零的前提下的说法。如果真的交易费用为零，哪里还用得着科斯定理。界定给政府和完全界定给个人是完全不同的界定方法，可是资源使用会达到同样的效果吗？产权的界定是一门大学问，市场之中的均衡假说说明产权一定是界定了的，均衡嘛，所有的收入都要分完的，这是零利润定理。
对于一个建立了严格等级的中央集权国家，产权没有这么的重要，也可说所有的产权都是模模糊糊界定在了等级之中。剩下的是权力如何界定，界定给谁，权力掌握在谁的手中，权力怎样组合等等，才是真正符合经济学的提问。话说需要政府保护产权，政府保护的力度定在什么份量才合适，如果政府做了明显个人侵犯产权的决定，却使得财富增加了，那以前过度保护侵犯的又是谁的产权，若说财富达到最大化就是产权界定清楚，科斯定律岂不是成了套套逻辑。这便是产权保护理论最大的缺陷，根源在科斯定理无意中假设了交易费用为零。若如此，产权理论，最后落脚点只不过是权力如何分配的理论，权力分配合理就能推动财富增长。
县级竞争机制的权力架构不同于古代的分封彻底断权，惹来无数的自立与国家分裂，其实另有一特色，那就是行政等级仍旧是县级竞争的主要制度。县长是中央的一个行政级别，县长虽然分享治下县级经济发展的增殖，但主要收入是争取升官，所以就保证了县级之间的竞争之外，有一个行政等级平台保证其合作。
权力要交给合适的人选，才能保证经济利益最大化，承包制是一个下放移交权力的机制。儒家伦理，伦理治国，讲了两千多年，其实说来说去，不过是强调了家庭的作用，家长对管理家庭的权力，对抚养子女的义务，对赡养老人的义务。为什么把权力断给家长合理呢？不过是因为知道家长会善用权力为自己利益着想，其最好的选择是使子女和族人利益最大化。今日县长拥有的权力，因政府行政等级因素，可以节制和调动政府建立的各级衙门，远大于过去的家长。为什么县长为自己最大利益考虑的时候，会增加社会财富呢？因为中央给与他的晋升通道是他需要使得土地增殖，才能发财又升官，而土地增殖的含义便是全体得益。所以今日的中国，政府是在做一门大生意。
承包制是中国的制度创新，其精彩处，无与伦比，集中的权力在层层承包制下发挥出巨大的威力，但也要认识到，有很多的权力，是无法附着在实际利益上面承包出去的。譬如学术。学问是共用品，卖不起钱，学术还要靠政府养，做得最好的大学，是政府补贴最多的，如何变现增殖反馈给政府，换取放权呢？但学术亟需要独立，有大学问的人亟需要获得自主办学的权力，中央不放是毫无办法的。所以承包制的放权有其极限，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法则。
中国人搞学术其实我觉得有产权界定的优势，因为自古的家庭与亲族传统，一个家族往往合力培养一个人才，其人才靠道德伦理反馈家族，似乎可以借鉴到学术上。也就是只要学校获得政府放权，便是毫无政府资助，自有学子校友和社会贤达愿意资助学校的发展。
中国的集权政治包含了制度扭转与权力分配两层含义
政治从一个面看是权力的竞争，从权力竞争的角度进一步看，规则中武力和暴力的蛮横成分绝对必要。从一个面看是制度的建设与修改，从制度建设的层面看，制度会变的越来越复杂，既有政府行政等级强化，也有法律的不断建设和深入。从一个面看是协商的平台，从协商的角度进一步看，是协商越来越有效率，制度扭转费用不断降低。从一个面看是产权的界定，而从产权的角度进一步看，政治的走向是不断的集权。
就中国而言，简而化之，越是中央行政能力加强，越是集权，越是讲究政治的作用，制度的扭转就越容易。在国家面临发展和转折时刻，更加需要集权。我朝短短几十年，中国的基本制度乃至社会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若无开国皇帝的权威，好多的变化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而从这些年的观察，中央的领导人可以几年之间就改变好多的重要制度。这种因集权，因行政等级的建立而大大降低的协商，沟通的能力，使得大家极容易达成一致意见，扭转制度。
中国的集权，可以说非常精彩，一层一层的政府等级，断出了一层一层的权力，最高级别的领导人拥有的权力大，现在中国的政治是清明的，权力断得清楚，竞争权力的准则也算清楚，远非过去那搅起全国风雨的年代。中央层面有两点可以说说。其一，若能将相权置于君权的节制之下，君臣合作，将国家治理重要的相权发挥出来，使相权免予竞相争夺的公海，则大善。其二，若能将中央审批，这项重要的基本权力，纳于有效的受君权节制的机构管理之下，免予大员们的公海争夺，扰乱县级竞争制度。但这两项不容易做到，背后的政治局限，高层权力争夺，可能不是那么容易明白的。
如果有法，有行政规章可依，轻松的将相权任免至于君主之下，则相必听命于君，如果没有这条规章，一切就变得麻烦，政治的问题顿时变得复杂多变。相为了工作顺利和地位稳固，需要不停的做政治工作，不停的疏通给他制造麻烦的政治人物和权力部门。原本只是一条规章就能界定清楚的事情，可是君主有时就越不过这道坎，有时甚至需要大规模战争才能真的写下一两条有效的规章，也可能是此规章还会带来其他想不到的成本，故而不宜写成代代相传的制度，只凭个人才华，努力争取这个权力。再说中央的审批，即便有法规定其审批机构归君主节制，但君主真的节制得了吗？权力之争其实质就是产权之争。
集权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上面说得多了，坏处此处强调一点，那就是集权之下，只讲政治，一旦有了好的制度，可能不容易保留下来，形成长久的制度。
儒家的宗法制度，强调的家庭细胞，把权力分散在民间家庭之中，好多的法条，家规出自家庭，形成长期的制度框架。虽然权力分散，但权力界定得好，形成了长久不衰的家庭产出竞争社会。历史来看，社会进步，管理越来越复杂，国家层面的权力竞争着不断压缩家庭宗法权力，但总体来讲基本制度不会动摇。因儒家管理制度已经发展得根深叶茂，甚至形成了宗教性质的儒教。这大大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内涵，降低了普通大众的信息费用。使得中国的儒家伦理一直把握着中国制度的基本方向。虽有不断冲突，国家换代，国家行政级别加强，集权加深，以及由此而与儒家制度产生的摩擦，但基本制度不会大变。
中国作为一个强调政治与管理的东方大国，如果希望社会的制度持续的朝着好的方向扭转，显然需要大力挖掘出好的制度，并有欣赏好制度的自信和眼光。也就是集权与行政等级管理之下，需要有一项基本的类似儒家宗法制度的，能够长长久久普遍实行操作，经历不同局限变化和制度蹂躏，仍旧有生命力的根本制度。古代中国有儒家，今天美国有宪法，那么今天的中国有什么是可以拿出来反复解读，有多个层面，多个维度，甚至化成宗教教条，以极低信息费用普遍施行的基本制度呢？
政治的问题复杂无比。巨大的政治资源，怎样克服产权理论这一难关，最终给这个古老的政治大国带来财富。如此巨大的政治资源是抛头颅得来的，等级制经历了两千年的发展，今天，这个大国史无前例的巨大权力，如何能加善用，能妥善分配权力，既发挥等级制的政治优势，又能和产权及收入分配理论融合起来，是分析当前中国局势的最大问题。
权力和产权的问题，并没有终结，需要更深入细致的发掘。隐约觉得，算上交易费用，权力的概念可以和产权的概念等价，若如此，产权大可不必清晰，其清晰程度必有一个边界，是要给权力分配留下足够的空间。也算是外部性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吧。
产权这个概念从西方传来，其实中国人脑子中更多的是家族和权力的概念。产权的概念下面包含了，你拥有产权但是不能犯法的逻辑。也就是苹果可以吃，却不可以用来伤人。中国人则于法的概念薄弱，既然缺了必要的法的界定，所以对于产权的解读会与西方大不相同。中国人没有清晰的法的概念，但是有家族，有伦理，有权力，有国家等等相当于法的概念。所以产权这个概念，在中国的本土化，因中国讲究政治，讲究国家和权力，加重了这方面的比重，产权的概念也要随着变化。
信息费用也是制度扭转费用
历史发展出的文化光辉灿烂，其实拨开这些光辉灿烂的文化，我们发现背后不过是一条一条基本的制度或者规章。但是谁能够看得清楚，说得清楚这些制度的威力。不了解中国的人，看到儒教，以为看到了稀奇古怪，不可思议甚至是吃人的怪物。我朝的开国皇帝曾经杀人无数，靠杀人养活自己，但今日崇拜的说不出理由，憎恨的确满是血泪控诉。马克思煌煌巨制，但是从根本上错了，被世界拿来试验，害死亿万人民，要等到上世纪末才算真正发掘其谬误。不了解美国的人，看到民主，以为一定是金科玉律的政治仙丹，却不知道美国背后真正的护国杀器是宪法，民主的成本其实非常高，而美国人显然并没有累积出更加高级的极权政治的智慧。当年的德国人，狂欢于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成本是杀掉的犹太人，捣毁经济，收益是建立政府权威，界定权力，成本收益又怎么算，今日看，虽然德国政府效率在欧盟首屈一指，也只是让人猜测是与希特勒集权有点关联，二战总账怎么说都是算不过的。曼德拉同样把黑白两色人种硬是拉成了平等地位，可是黑人的知识水平如此低下，平等的参与决策，产权因竞争众更加模糊，那不是直接把机关枪交给暴徒抢钱吗，既然有钱抢，既然有人抢钱，国家如何发展，水平低下的黑人又怎能上进。太多的社会成本是算不清的，以为是怪物的不一定吃人，以为是仙丹的可能是毒药，而默默呆在阴暗角落的可能是守护神，以为该杀的其实不该杀，以为是凶手的其实也可能是英雄，以为是长者的可能是匪首。制度只讲成本与收益，不讲仁义道德，不是宗教教条，切不可胡乱套用。但是制度的社会成本何其高昂，又有几人能把这笔帐算得清楚，有所得必有所失，得失之际怎样才能做出明智的决策，含义着的信息费用高不可攀。可应对的办法唯有发展文化，发展学术，尽量使人吸取前人知识，做到明智。
制度扭转的费用主要是协商的费用，以及信息费用。传统中国的制度扭转费用，主要以中央集权的政治费用为主。不断改变和替换着儒家文化
简化来看，协商的费用就是政治费用，当然就包括了说服，权力，武力等因素。
第二个影响制度扭转的就是信息费用，是当时的人们接触到的信息文化，是当时人们的思想状态。一个社会的言论，言路等等，最终会影响到决策者的决策。如果有政治的口子，使得这些言论影响到领导人的领导地位，言论的作用就会大幅度提高。比如说选票政治，比如说明朝东林党既是官又靠言论可以得官，比如说政府默认或鼓励言论自由，大批人通过言论获得地位甚至做官，这些都是加大了社会言论进入决策空间，削弱了领导人的决策空间。从言论对决策的影响，可以看出言论也是有权力的，同样是政治的范畴，但又不同于政治，所以两个概念要分开来看。
信息费用可以因为协商政治的原因变得高不可攀，文化是降低信息费用的，与政治费用互争雄长，共同影响制度的扭转费用。一个制度怎么变，如果只讲政治，则长久来看，亡国灭种都有可能，但如果不讲政治，也同样是不行的。开国皇帝可以让中国这么一个诺大的国家全体人民两耳不闻窗外事，闭塞信息，但是总设计师可以一夕之间又可以颠倒过来。教授说两耳不闻窗外事做不到嘛，信息是掩不住的嘛。真的是这样吗？还是因为开国皇帝能掩得住，总设计师就掩不住。原本是利于社会变革的权力，也可以成为最强的阻碍社会进步的力量。
因言论的影响，制度扭转费用可以因信息费用而大加变化，这里只讲制度扭转的费用，不讲这是向着好的方向还是坏的方向。信息既然有费用，也即是信息有成本，有些信息费用，明显是不好的，社会信息可不全是对的，但可以无端端胁迫政策的出台。但如果信息不直接参与政治，参与决策的人不受社会思潮的政治胁迫，总体而言，学术发达，信息丰富可以加大领导人的明智，而且真正为求真的学术的言论是可以武断的与社会一般言论分开来的。
事实上，中国改革这么多年，从沿海到内地，这些年内地也在飞速崛起，就说明内地因沿海的先发，学习到了先进经验，信息费用大降。这里的信息费用大降可以看为权力界定清晰之下，众多竞争者一起在成本压力下试错而降低的。
但是也要看到，这些年海龟博士和一班半吊子经济学家，充当帝师，胡乱出主意，大事破坏经济，致有今日经济的萎靡不振，因越到高层越是权力集中，可借鉴的经验越少，竞争者少，试错成本越高，这也就大大增加了信息费用，给了半吊子海龟大施拳脚的空间。当年邓公摸着石头过河的格言是被丢到爪洼国去了。
但是我认为，现在经济不好，主要是相权不稳而带公海性质占主要地位。
今日，自己本土的学术搞不起来，从国外引进的博士乱出主意，从国外引进的思想肆意泛滥。台湾沦陷，香港也渐渐沦陷，制度没有理论指导。这都是文化衰落的象征，中华文化因满清入关，就一直在走下坡路，文化自信一直在降低。二十世纪，各种外来思想和制度都在中国试验了一遍，搞得遍体鳞伤。
文化是自信，是知识体系。今日中国的好制度都是来自自己的创造，可是中国只讲政治，没有文化，于是没有自信，没有理论体系，做对了也不知道是对了。政治也是制度扭转的费用，政治氛围浓是制度容易上马，换一个词就是制度朝令夕改，不得长保，就算是有了好的制度也不知道是好的，极容易改坏的。昔日的东林党，虽然守旧，但把儒家伦理牢牢守住了，帝国皇帝不朝几十年，国家也没有问题。这是文化对制度的顽固性影响，也是东林党人自负的原因。虽然最后变成亡国的利益团体，但其文化成就，今日的人不是要跪下来拜么。
其实就算东林党人知道固守家庭和道德传统的大道理，却完全不知道国家需要行政权力，需要行政权威，遇到特殊情况要懂得从权。从东林党对税收的顽固抵制态度，阻碍了国家税收体制的改进，对关外后金的绝不妥协态度，换不来国家喘息机会，对皇帝的蔑视简直让人想一刀杀尽天底下的读书人，看出他们根本不是从实际出发，只是在固守书本知识，仁义道德，爱惜自己的名利以及党同伐异。皇帝杀一个袁崇焕，虽然错了，错得厉害，但有人抱不平，软抵抗，然后大事宣扬，如此不服从的属下，如果换作我，既然你们如此不怕死，就不和你们讲孔孟之道了，除了保留几个有才干的，直接大兴文字狱，好的坏的先将朝中大官一夕之间坑杀一半。国家政策一大半居然被顽固的舆论及党派利益绑架了。
但同时，我觉得明朝末年能应付那种混乱朝政的惟有魏忠贤一类的大流氓，外敌迫促，我是想破了脑袋也想不通为什么崇祯要急急忙忙杀掉魏忠贤。魏忠贤能用的手段皇帝是用不了的，明朝亡在崇祯手里是毫无疑问的。两点错，一在杀魏忠贤，一在杀袁崇焕。其他人，杀就杀了，但不该杀这一文一武。崇祯是没有眼光，不知道谁才是栋梁，谁是该杀的，胡乱杀人，全不信任，不知道委权于谁，也不知道国家迫切需要做什么。杀魏忠贤，弄得再没有人给他高效的捞钱打仗，及压制党派纷争。杀袁崇焕则弄得军心涣散，致有叛变。
其实明朝末年的儒家已经远远超出了孔子当年划下的给家族界定权力的功能。而是发展成了一种趋于成熟的道德宗教。明朝的朝廷内部超出了传统的行政等级的功能，更加多了一种道德宗教性质的斗争。既然是宗教性质，难免就是不依实际情况变化的宗教法，只不过中国的宗教法是建立在这么多高级官员不怕死，挺身护教的基础上，比较雏形，只是在朝廷内部模糊等级和产权，导致架空了皇帝的权威和权力。
形成宗教教条与党派利益，因其教条化，降低了教条中的片面信息的费用，即让大家更了解儒家，但其实是增加了了解全面信息的费用。而科学的本质要与宗教教条的片面信息严格区分，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满清末年，儒家文化就已经式微了。中华民族的封建王朝从来没有像清朝那样灭亡得毫无骨气，慈禧是个文盲，搞的全是政治，到最后，她一死，就变成了举国大骂封建帝制落后，竟然没有一人真正为满清的倒塌抛过头颅，洒过热血，连留恋惋惜之语都没有一句。崇祯皇帝一死，有这么多人死节，还有一班臣子在南方建立南明，这点就够满清朝好好反思，同样是教朱子的理论，宋明多节臣，而清朝独有奴才。两千年的帝制就这样在政治的风雨中，在无知的狂欢中一去不返。如果康熙爷看到这种景象，会否为他当年的文字狱忏悔呢，会否为他打压儒家知识分子，专搞集权而有所唏嘘呢，不得而知。我中华民族，炎黄子孙自来重气节，有骨气，以中华上国自居，素有礼仪之邦的称号，足见文化的鼎盛，足见儒家伦理的树大根深。不料经过满清统治之后变得凄凄惶惶，大有奴才相。
近代转变是中国历史的重要一篇
另外一个与明朝比较相似的朝代是民国。但是我觉得其实两者并不完全像，民国的政治不稳，政府功能弱，不是因为官员搞学术结党营私，这一点很不一样。民国的比较复杂，一者是统一不久，政府权力和等级制度尚没有完全巩固，一者是民间的宗教性质的意识形态因为言论放任的原因，搞得乱七八糟。两者是有共通之处的，民国的出现，是满清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生产方式与制度的变革。
自太平天国以后，清政府变弱，新的工商业替代农业手工业，传统知识与制度发生了极大的贬值。在不可阻挡的列强敲开大门后，新的工商业，制造业处于制度的空档期，先是局部出现不断的暴力抢租，也不断出现地区的自我暴力保护，保护自己，同时发展制造业。渐渐的，因地方暴力团体的不断扩大，出现整个国家都呈现出中央难以控制的地方武力的壮大。因传统制度保护不了，这些地方暴力，正面的积极意义当然是保护自己的新制造业，新工业，负面的影响当然是彼此争斗和抢租。于是最后出现了地方权力日益加重，中央权力日益薄弱，最后终于由地方政府替代了中央政府。自清亡，权力彻底下放，各地割据发展现代制造业，工商业，在各地彼此的竞争中，不断地战争中，弱的被兼并，强的因发展新制度先进而渐渐兼并弱的，均衡之下，新制度以城市为中心得到了非常强劲的建设和发展。既然新制度已经慢慢替代了新制度，各地的城市里已经变得摩登现代，那分权而各自发展新制度的收益已经变小，而实力的不断增强，彼此争斗和战争的消耗日益增大，有了大体完善的新制度，就需要继续统一，以消弭地方战争，扩大市场。于是北伐非常容易就取得了胜利。这便是蒋介石的功绩了。然而，北伐刚刚成功，政府权力并没有完全稳固，分权时放任的言论依旧继续。而根本的经济问题还没有解决，那就是城市虽然变成了现代制度，制造业工商业法律税制都有了发展，可是农村还停留在农业社会。而当时的大量人口是农村人口，怎么办？在当时的新制度下，大量的农村穷人其收入如何提升，上海黄包车夫平均四十来岁，累死的。而这些穷人，因穷且来自农村，知识体系根本就停留在农业社会。农村又因传统的家族自治，政府不设官吏，新政府的执政和意识形态又完全脱离了儒家传统。突然之间，就完全和以城市中央为主的政府脱节了，封建集权之时的农村虽然自治，但儒家传统的意识形态下的传统道德制度，是中央强调的。而民国当时的中央，对农村和穷人，既没有意识形态，也没有必要的政府治理机构，那简直就是直接抛弃，三民主义是狗屎，和共产主义半斤八两，对于基层而言，甚至还不如。在当时的言论自由的风向下，共产主义几乎成了穷人的救民稻草。广大的自治农村，就成为了我朝的广大后方，要知道那时绝大部分的人都是农村人口或者穷人。这广大的农村，已经拥有了几千年的儒家传统，统一了思想，经济生产方式又比较单一，有成熟的农业管理知识，易于管理，有无数的廉价壮年，兵员廉价而充足，只需要大搞一番打土豪分田地的把戏，就可以结交下千千万万的生死兄弟，再加上新颖的共产主义，又加上新式的党派组织能力，在基层建立灵活的党组织。这样下来，国家经济形式缓急变不了，我朝的统治基础就轻易动摇不了，所谓春风吹又生，长征之后又获新生。
我不断的强调意识形态的重要，就是要看到儒家宣传的成功。儒家宣传成功了，长久的成功了，我在上文就已经说过了，因为儒家传统虽然看似宗教，其实首先是一套有效的，符合实际生产的断权于家族的产权合约。但是共产主义，从经济学的根子上错了，所以只是意识形态，可以用来一时凝聚人心，一时建立权威，却不可以用来实际生产，共产主义说，大家财富不平等有争斗嘛，所以要均财富，可是突破不了人都是自私的局限，开国皇帝强调把人改成不自私，失败了嘛，没得办法的。在没有儒家的广大农村，中央要将其真正的控制住，共产主义是靠不住的，真正要管制住农村，既是管住穷人，让其服从中央决议，不造反，只有建立一级政府行政单位。
共产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其信息费用何其高昂。但是信息既然有价，就是说只要是有人信就有人拿来给你试验，你要如此，他要如此，于是乎意见不一，于是乎需要独断专行，于是乎需要集权，于是乎一个人可以左右千千万万人。但一套明显谬误的制度，被一个最高总指挥在人类发展最快的阶段，试验几十年，可说是人类奇迹。信息费用高不高呢？意识形态之争可不可以理解？搞起好的旨在降低信息费用的教育重不重要？
中国历史是发展到极致的管理的学问，其高度，任何文明都望尘莫及。问一个问题吧，封建诸侯，算不算产权断得清楚，诸侯有独立的财政，军事，管理等几乎所有权力，怎会没有收入划分的区区产权，可是战火连天。你不能说战火连天，就说产权不清，若如此，推到尽头是大集权。可是大集权之后，又说政府是人组成的，说产权不清就更激烈了。产权到底何者算清，何者不清，若说租值最大是产权不清，那就笑话了，老天也不知道如何安排租值才会最大。所以算上政府的权力影响，产权没有什么清与不清，只有根据局限界定到一定的程度，换句话说，就是说，大的政治问题，或者大的公司或国家，如果过分纠结于产权清与不清，是看不到森林的。当然，总的来讲，产权是大学问，汉家最后消灭掉大诸侯，可不是就此模糊产权，而是通过儒教，将产权作了界定，儒教是政治上的放权，讲究自治，但更是产权学问。今日县级竞争，也正是分税制的确立，给了县衙门以产权，这产权给的清晰吗？一点也不，可是威力无穷，带动了整个国家每个角落的权力下放与产权确立。
其实，就拿中国民国的诸侯混战，我认为不过是旧制度转变过程中，必要的权力下放，是首先从民间经济推动的，而蒋介石的北伐成功，也不过是新制度得到了发展之后，地方权力和武力一点一点凝聚，以至于诸侯大战而最后终于统一。而我朝的建立，是在新制度建立过程中，不以地理划分政权的，零散在全国各地的最后的农村地区的统一。其实说到底，其背后都是经济因素推动的制度变化。而在我朝治下，经历过农村，其实也就是全国范围，的旧制度改造。毁儒家，收回自治，变成举国从上到下的行政等级制度。这么一闹，经济崩溃，却又奇迹般死灰复燃。
清朝末年到民国这段历史，从中国历史看，是儒家伦理彻底贬值的一个阶段。中央政府的权威，因太平天国一战而下降。从民间的制造业经济的制度需求，直接冲击传统伦理，引发武力护租的持续进行。新经济制度冲击旧的伦理，中央没有足够的信息积累，无法从高层推动制度的转变，制度的空档期造成了武力护租的持续升级。这是国外坚船利炮带来的挡不住的制造业知识，从民间经济开始瓦解传统制度，典型的属于信息费用对制度扭转的作用。中央一者权威已经下降，一者之乎者也学的久了，没有足够的知识从高层构建有力的制度，推动社会制度的转变，其中权威下降的因素占主要地位。于是权力也在不断的暴力升级中，由于暴力准则的不断使用，而渐渐下移。因为中央无可奈何，只得将权力下放，同时产权也不得不下方，任由地方政府分别处理各自地区的自理，这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其中又以太平天国时，设立及保留下来的地方兵团制度影响最大。兵团制度保留的原因当然是新制度建设中的需要，需要分散的权力保护各地独立发展起来的新经济。
这段历史的政治走向，也即是制度扭转的费用，和中国的一般趋势大体相同。所不同者，这一次是其他的经济制度，取代传统儒家管理。西东两汉，特别是东汉，简直亡在儒教团体手中，但毁掉的只是中央政府。又如唐朝之亡，同样只是毁掉了中央政府。对于秦以后，集权之下，儒家的伦理政治中央政府的建设，也就是国家的分分合合，其实我有个不成熟的一般的解。那便是儒家的文治，如过去周公分封一般，一直在不断的向外扩散，后发民族也一直在学习并融入儒家圈，正如当年的春秋战国的融合一样。只不过这一次的融合，是由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主持下的融合。经过一个长期稳定的中央集权，当后发民族在儒家的滋养下慢慢壮大，就开始渗透进攻中原，先是和国内因素一起削弱中央政权，引发暴力增多，继而引发权力下放，暴力更加增多，继而引发独立，继而引发全国战争，继而蛮族影响加大，入主中原或裂地中原，继而兼并，又开始武力统一，又开始接受儒教，然后放权。儒家的文治文教社会，总是因中央权力的下放，而被蛮族攻破。我觉得儒家文治文教，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平时期，总会引发权力由中央不断下放的过程。也同时是产权不断下放，不断向下级和地方界定的过程。县级竞争制度，也不过是政治权力下放的一个过程，当然同时也是产权界定的过程。
我觉得血脉伦理的儒家，其文治文教，即便统一时期，也正如分封时期一般，是一个确定权力和界定产权的合约。其分配权力，界定产权的过程中，本身就会不断地造成各地割裂和独立，引发战争。
经过了在农村设立等级制度，儒家可能真的在中国式微。但是经济效益最大化，权力下放的过程，界定产权的过程仍旧必要。只是这一次不是通过儒教，而是行政等级中夹杂着权力的下放，并添加一定清晰程度的产权界定。
解释这段历史的制度转变的理论，可以用教授的《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吗？》。不同的是，这段时间可没有后来的统一稳定的政治，所以，教授“走向”一文的制度扭转费用，其中对协商，政治的解读过于简单，若是套用在这一时期，就远远看不到中国政治的方向。当然不能说教授做的不够，因为教授看到的局限不一样。改革开放那会，中国已经在开国皇帝三十年的治理下建立了牢固而统一的等级制度。而外面的政治经济形势相当稳定，所以看制度的扭转费用，着重在信息费用上。“走向”一文，理论需要完善补充，才能作为一般的政治理论，预测政治和经济形势的走向，显然我的才华是不够的。
今天的历史学家看到苏联的倒塌，就胡言中国的集权制度将怎样怎样。殊不知中国的集权制度经历了几千年历史的发展，背后的管理学知识，产权安排的智慧，岂是苏联那货色可比。苏联是倒在意识形态面前的，中国没有轻易倒在意识形态面前，是因为历史厚实，文化一致，即便是搞成了举国文盲，也有众多的民间思想和对英雄的敬重，意识形态不是这么容易攻破中国这座堡垒，即便是自己破坏得千疮百孔，仍旧是碉堡。故而有这三十多年把权力妥善化成财富的历史。
怎么看，开国皇帝的功绩都是千秋伟大的。看到朱锡庆老师如此大捧总设计师，远在开国皇帝之上，其实看得我很生气。总设计师以及后面的朱贤相，怎么看，我都觉得是开国皇帝创立的政治架构上，在新的经济与社会形态之下，应该出现的政治人物。这些人物，在中国的政治中，远远不是开国皇帝的分量。因为，没有开国皇帝提供的必要条件，怎么看，后面两位伟人都不可能有所作为。聪明才智胜于他们的人物，近代以来何止千千万万，他们不过是巧妙地将开国皇帝厚积的政治资产，做了一个巧妙的权力下放，将权力作了变现。政治的事，朱锡庆老师显然想的过分简单。当然我不是否认总设计师与贤相的功绩，而是觉得权力的事情要有完整的理论，才能找到真正的答案。显然教授“走向”一文，理论清晰，结构准确，但是需要发展和补充。才能解释更多的复杂的政治和经济的走向。
我觉得可以从中国的分封和集权的历史中找到（中国的经济制度）的历史缘由，也应该有一个完整的政治理论，可以大致预测出大致的制度走向。
本来希望通过梳理家族传统，由分封到中央等级集权的建立过程，说明我朝集权的巅峰只不过是这个历史中的一环，由集权而放权，也是历史上有缘由的。可惜没有大才，始终说不清集权和放权的边界在哪。说不清集权的行政等级如何才能与产权学问联系起来。产权该怎么给，边界在哪里，等级制下收入该怎么分配，始终说不清楚。
当时思考三星手机问题，分析其公司的管理制度，觉得与西方有大区别，而与中国自来的政府相似，就是说不清楚区别在哪，也许不知在哪个时间，脑子中想到了颇为完整的答案，欣然大喜，但是到动手写时，又忘了，于是只得记下当时的喜悦心情，写得乱七八糟，自己也是不知所云。但对问题重要性的判断，不会因一时记不起具体逻辑，写不清楚而错过，而会化作持久的感情，靠着偏执记忆下来，也许这就是直觉吧。写作此文时，感觉韩国与中国文化历史相近，制度相似，中国大公司未来的出路，可能就是在今日韩国公司的架构上不断深化发展。权力与产权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何其复杂。思而不学则殆，这总是我平素不爱学，不爱看书阅世，一味耽于沉思造成的。思维片段拼接的游戏，真的很好玩，走路吃饭，胡乱想，有通时，有不通时，想得魂飞天外，有时想到欣喜处，手舞足蹈，不久又完全不知想了些什么，动手写就一定要有所脉络，懂得割舍，写不写得清楚，则要看平时想不想得深入，也要看是否掌握了具体思维技巧，也要看先天的记忆和智商，恨自己才智平庸。
中国的对外政治与输出
中国向外输出儒家礼教，你道是为什么？因为中国人的基本管理学，以及基本制度，就是儒教，管好一个家庭，就能管好一个国家。这一点不像外国人，输出的是法律，是一种较贵的制度，用起来贵，教起来也贵，不靠暴力植入，难以落地生根。西方殖民中国，建立多少口岸，要求了多少权力，领事裁判权，仍旧还不够，胜不过本土儒家宗教。
中国向外输出儒教，一者儒教确实了不起，只要你学习，就会受益，而且又是这么容易教会，而整个中国的最基本的制度和管理学问都是建立在儒教上，所以学习一个儒教，便是学习了最精华的制度，其它的一切上层制度都会自然而然的跟随建立。外来之邦，只要学习了儒教，就算是中国放在国门之外的一块土地，便如是封建制度是分封出去的一个诸侯，交流交往必定会密切起来。有人认为中国的分封制度，自秦以后就彻底结束了，不是的，中国分封制度还有不少尾声，那便是对外输出儒家思想，将其纳入儒家圈，终于复制一套又一套的中国制度，不断扩大中国的贸易圈。
以后，中国的对外，同样有这个优势。过去中国对外输出是属于管理学的儒家思想，以后中国如果崛起，对外输出的基本仍旧都是管理学，所以中国可以仍旧不通过摧毁人家的法律，开辟殖民地的方式，让中国制度在当地落户，而是通过裹挟在公司中的管理学，带去中国的制度，带动海外的开发。因为通过公司制度，灵活的管理知识，带去的就是中国制度的精华，就如当年儒家向外输送的理念一样，非常便宜的拓展自身生存空间的方法，非常合乎经济规律的传播自身制度的方式。
我觉得，当年的英国开辟这么多殖民地，在众多列强中胜出的关键是，英国的公司制度要比所有竞争者先进。可以断言，如果哪一天中国真的取代美国，人均收入大于美国，跨过这个门槛。那么中国的经济将因为海外制度的不断复制，而产生多如天上繁星的中国式殖民地。天底下的后发之邦，都将以中国马首是瞻，凭此一点，中国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力将可能史无前例，远远超过今天的美国，甩下几条街远。中国人是搞政治的老祖宗，搞管理的宗师，玩权力的神仙，公司制度，介于管理与法律之间，有望被中国人玩出最闪耀的花样，非洲那帮小喽罗，在中国这班久经官场，深明政治的人手中，还不是被膜拜的祖宗。中国人占领非洲，创建一个全新的非洲都极有可能。这可能不是意淫哦，当然这时的中国文华是要放开的。
西方的制度扭转费用
西方的制度扭转费用又在哪呢？西方的扭转费用，最好不要从中央政府和集权角度看，而要从法律角度看。改变法律，其实就是改变制度。那欧美的法律容易改变吗？改变的权力又在谁的手中呢。美国的大法官拥有巨大的扭转制度的权力。而美国的政府和民间团体，这些年来也慢慢在增加这种权力。
美国和中国完全不同的，美国的民间团体，甚至美国的政府，这些单位掌握重大权力，不是带有经济任务的承包制下放的权力，其实是与义务不对称的，要带来极大的租值消散。上面讲到中国的道德法其实依托在家族单位上，中国的各级行政单位，其设计经历了历史的考验，也和各地经济休憩相关。
不写了。教授的《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吗》》一文提出的制度的扭转费用。可惜教授对政治不屑着墨，顺着其思路想，总觉得还可以说更多，我的才华是不能说更透的啦，想到哪算哪，本来想好好修修补补，成一篇精彩的文章，哪知道越补越多，不愿意删节琢磨，且都记下，不然要忘。
群友讨论多，此文涉及实在太多，三四天中，得暇有感就补一点，力图逻辑不冲突，本人不爱读书，不爱理窗外事，细节和验证是不能的了，不可能深入。记下来，算是阶段学习成果，不是科学分析，算是学习笔记，以利后面学习温故，添补纠正。此文忧虑，中国现在的经济成就只是昙花一现。希望从历史中，找到这几十年高速发展的必然理由，而想启人思考其弊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