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发布了《驳柴静的“雾霾调查”（之一）：反对环保部门强力治理污染的其实是……民众！》（http://user.qzone.qq.com/908961321/blog/1425396574），主要内容是指出柴静的“雾霾调查”的视频中存在的一个重大的逻辑错误，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出其实是民众并不真的愿意支付环保的昂贵代价才导致环保部门在治理污染方面屡屡受阻、显得权力不足。
在那文章的最后，我预告了在这第二篇中指出柴静的视频中存在着以片面事实混淆真相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方向性建议。
适逢开学第一周，诸事繁忙，所以这第二篇文章拖到现在才有时间写。而在此期间，网上已经有研究环保问题的专业人士写了文章详尽地指出柴静视频中存在着的数据造假的问题，地址如下：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kxODQwNQ==&mid=203931928&idx=1&sn=adb1bc2712ea070a164b101b2a5b8476&scene=2&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rd。这省了我的功夫，但我还是可以继续找出她的视频中存在着以片面事实混淆真相的其它例子，而这些例子其实并不需要普通观众具备上述专业人士才能有的专业知识，只需有一个冷静的头脑，运用众所周知的常识，就能辨别出来。所以，不要再说媒体就是要通过煽情才能引起关注，媒体是要让我们知情而不是煽情，而煽情的可怕之处恰恰在于它让人变得无知，连运用常识进行思考的能力都丧失了。
我在这里只举两个比较典型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视频里有一处罗列数据以示钢铁、煤炭这两个高污染行业的利润率是多么的低，以此说明仅仅是为了这么点蝇头小利就不惜破坏环境、牺牲大家的身体健康是多么的不值得。为了加强对观众的冲击力，视频将利润数据转化为一个具体的形象：茶叶蛋——钢铁、煤炭这些行业把空气污染得那么严重，居然只不过是换回一两个茶叶蛋的利润！环保不是我专业，但经济学可是我的专业，所以视频里罗列的其它数据是真是假，我乍一看是无法分辨的，只能姑且听之；可是这个数据与经济有关，我的反应就敏感得多了。钢铁、煤炭行业的利润率是不是真的那么低？具体数据未经查证我不敢说，但很低确实是事实，不过这是片面的事实！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两个行业的利润率低下只是近年来的情况，并不是一直如此。而近年来这两个行业之所以利润率如此低下，钢铁的主因是08年政府搞4万亿刺激政策造成全行严重的产能过剩，煤炭则是受到近年来经济不景气、需求下跌的拖累。用常识想想都知道，要是利润率一直如此低下，谁会那么蠢去操这个卖白粉的心只换来卖白菜的价？尤其是煤炭行业，如果真的长期只能赚到一两个茶叶蛋的利润，“煤老板”这个暴发户的代名词是怎么不胫而走、流行起来的？这可是人民群众造出来的词，并不是政府编造统计数据吹出来的呀。近来国际油价也暴跌得很厉害，除了沙特等产油成本特别低廉的中东国家之外，其它产油国都是在亏本经营，那岂不是我也可以只拿着这段时间的数据作为事实证据来证明其实石油行业的利润很低、甚至是亏损的？
第二个例子，是视频中指责中国的油气探明量的开采比率很低，并直指原因是两桶油的国企垄断地位造成的，因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有大量（6300家）的油气企业。我在上一篇《驳柴静的“雾霾调查”（之一）》的文章中引用过一个天涯帖子（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1405347-1.shtml），那帖子一开头就已经批驳了这个数据有问题，但说得不够清楚。清楚地说，这个数据的问题是统计口径不一样。即美国那个数据是把勘探队、设备商、运输队、顾问……都算进去，中国却只算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这三家。如果把统计口径统一起来，如都按美国那个数据的口径来算，按天涯那帖子的说法，中国2万家的油气企业都有。天涯那帖子的说法对不对，我不是专业人士也不知道，也只能姑且听之。但我要提出的另一个疑问是：既然是要对照，为什么只对照企业的数量，却不对照油气探明量的开采比率？视频里只说了中国的开采比率，却不提美国的开采比率，这就是片面的事实。就算美国的油气企业数量真的比中国多，但如果它的开采比率比中国还低，那岂不是反而证明行业垄断性高带来的是更积极的开采？同样因为不是专业人士，我也不清楚美国的开采比率是多少。但我以前一直听到这么一个说法：美国的石油储量很丰富，却还是从国外进口石油，而不是大量开采本国石油。如果这是真的，那么美国的开采比率应该也不会很高。美国为什么这样做呢？据说，是因为石油是不可再生资源，用了就没有了，美国这样做是为了把资源留给子孙后代，所以先把国外别人的石油用完了再说。咦？美国的开采比率低是人家有远见、为子孙后代着想，是明智之举；中国的开采比率低却是油企搞垄断、压榨民众，是万恶之源……如此“外国的月亮就是比中国的圆”的论调，如此双重标准，我也是醉了……
其实客观冷静地想一下，为什么不把探明储量都开采出来呢？很容易就能想到两个更合理的原因。其一，开采的速度就是应该比探明的速度慢，因为如果一探明就立即开采，那万一接下来很长时间没能有新的探明，开采却一下子就开采完了，会造成产量大起大落的波动，那个“大落”严重起来甚至会造成断供。显然，把开采比率控制得低一些，是有助于保持产量的平稳的。其二，中国的油气开采成本很高，即使探明有储量，但一算开采成本不划算，还不如进口更便宜。前面提到过近来国际油价暴跌，除了沙特等产油成本特别低廉的中东国家之外，其它产油国都是在亏本经营。中东的石油不但是储量丰富，还有一大优势就是开采成本低，基本上往地下一钻，石油就汩汩而出。用经济学术语来说，这是中东的“归属租值”。要是在开采成本比从国外进口还高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自给自足”，那结果只能是消费者要支付更高的油价来弥补那较高的生产成本。再进一步说，在本国开采，开采所造成的污染发生在本国；从外国进口，开采所造成的污染发生在外国。如果真的是为了环境保护，岂不是更应该进口外国而不是开采本国吗？则我国的开采比率低不正是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吗？
接下来才是本文的重心，即如何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首先要谈的是一个流行的说法“先污染后治理”。很多人指出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都是先经历一个对环境污染比较严重的工业化过程，然后再在后工业化阶段进行治理。我国正处于这个过程之中，现在环境问题比较严重是必经的阶段。但也有很多人反对，说为什么一定要先污染后治理？为什么不能吸取发达国家的前车之鉴，要重蹈覆辙？先打个容易理解的比方：小孩学走路都要经过摔跤的阶段，不摔跤是不可能学会把握身体平衡的要诀的。所以这是绕不过去的规律，不是说吸取了前车之鉴的教训就能避免的。但比喻只是有利于理解，不能直接用比喻来代替解释。下面我就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先污染后治理”是只能遵循的规律而不是可以选择避开的覆辙。
先设想一个环境优美、但经济落后的地方，因为是环境优美，即优质环境这种“物品”是比较丰裕的，不稀缺；但因为是经济落后，即经济发展这种“物品”是比较稀缺的。现在有一个污染性的工业要落户此地，能给当地带来经济发展，但代价是会污染环境。当地人要不要这个污染性工业呢？这个选择的本质是以优质环境来交换经济发展，当然是划算就换，不划算就不换。既然优质环境不稀缺，即价值较低；而经济发展很稀缺，即价值较高。以价值较低之物换价值较高之物，当然是划算的。就这样，当地人的选择将会是“先污染”。
有人会说，要经济发展为什么就一定要发展污染性工业呢？难道就不能发展没有污染性的工业吗？刚好之前的“之一”文章的评论里就有类似的说法，我直接把当时的回复贴在这里：
智甫
我觉得河北可以做别的，这个世上也不是只有污染性的工业最赚钱
我
河北要真的能做别的更赚钱，早就做别了，你当河北是傻子？有更好的还不用受污染的罪的工业反而不做？论受污染的罪，它这就身处污染中心的城市可比北京更惨得多了。这世上最赚钱的职业是金融、IT之类的行业，你干嘛不去做而做你现在这个差得多的行业？问题就是你做得了吗，人家会收你吗？同样的道理，河北有那样的比较优势发展那些更赚钱还不污染的行业的吗？如此两全其美的无烟工业会选择落户河北吗？
一个经济落后的地方，一起步要发展经济的时候，它缺少的可不仅仅是经济发展，还有知识、技术、资金……这些恰恰是没有污染性的工业需要大量使用的生产要素。谁都不想做扫大街、淘大粪、日晒雨淋、甚至威胁生命安全的厌恶性与高危性工作，但还是有相当数量的人在从事这些工作。难道他们是自虐狂？不是嘛，是因为以他们的条件就是只能做这种工作啊，不做就没收入活不下去啊。这在一个人身上成立的道理，在一个地方、乃至一个国家也是成立的。人们都同情那些穷人，却对地方、国家就非但不同情反而责备、甚至骂其利欲熏心。前面说钢铁、煤炭行业为了微薄的利润就牺牲环境，这些从事厌恶性与高危性工作的穷人不更是为了蝇头小利就牺牲健康以至生命吗？问题就是他们只能这样选择啊。
又有人说，为什么不能一边发展一边治理呢？上一篇“之一”就已经分析了如果把治理成本也加进污染性工业的生产过程中，必然要通过提高价格来弥补这些成本，最终承担的并不是生产者，而是消费者。是消费者其实不愿意支付那么高的价格去购买更环保的产品，生产者才选择生产污染性较高的产品，生产者的选择只是在传递消费者的意愿而已。而消费者不愿意支付高价，也是因为在经济不发达、收入不太高时，便宜才是硬道理，连对质量要求都不高，更不要说环保了。
然后随着经济不断发展，经济学上的“边际收益递减定律”发挥作用，经济发展这种“物品”的稀缺性下降，优质环境则因为受到污染而变得稀缺起来，二者的价值对比渐渐发生逆转，用越来越稀缺的优质环境去交换变得没那么稀缺的经济发展也就渐渐变得不划算了。到了某一点，优质环境的价值甚至超过了经济发展的价值，那个地方的人就会选择以更环保的方式进行生产，甚至彻底取缔污染性工业，从而表现出“后治理”。这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发展了，收入水平高了，人们负担得起、也愿意负担环保成本；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随着经济发展，知识、技术、资金……这些发展没有污染性的工业所需的生产要素也积累起来了，能够对产业进行升级转型。
由此可见，“先污染后治理”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发展路径，是绕不开的。其实这个道理也是小至对个人，大至对地方、国家都成立。人们常说年青的时候以命换钱，年老的时候以钱换命，不也是一样吗？前面说到从事IT业的人收入高，但这个行业的工作强度之大也是人所共知的，一样是以透支健康为代价来换回高收入。
而且，治理污染要花费高昂的成本，没有经济发展带来的收入增加，这些成本如何负担？把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是只谈环保的收益，无视环保的成本，又是在痴心妄想天下可以有免费午餐，是不切实际的。
总之，不能把“环保”神化了，变成了一个神圣不可侵犯、必然正确的价值观，甚至是神祉一般的存在。以下这个帖子也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谈环保的问题：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1405150-1.shtml，分析得客观平实，是我在网上看到过的最好的评论文章。不过这文章把理性分析等同于定量分析却是我不能同意的。收集一堆数据，搞些线性回归方程，计算出一个数值作为临界值（如文中说的人均5000元）来判断是否应该搞环保，连那文章作者也承认这数字和逻辑是不严密的。本质上，这是崇尚计划经济的“拜数主义者”。如果真的可以靠专家、数据再加上诸如计算机之类的协助就能计算清楚，计划经济早就成功了——话说当年苏联的经济学家为计划经济优于市场经济与哈耶克等西方经济学家争辩时，前者确实就是自称为“计算机社会主义”学派。
那怎么办？我们怎么才能知道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时，优质环境与经济发展各自的价值对比会发生逆转，人们更想要环保，需要治理环境呢？前面批评迷信定量分析的本质是崇尚计划经济就已经暗示了解决之道，那就是让市场价格来揭示与传递相关的信息！上一篇“之一”的核心就是指出其实是民众不愿意支付高昂的环保成本，这就说明他们认为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相比，他们还是宁选经济利益而不是环境利益。但是，是不是全中国的所有民众都真的不愿意多支付一些成本来换取好一些的环境呢？我倒不这样认为。
先让我举一个我相信全国各地都普遍经历过的例子。我小时候是1980年代，那时家家户户用的都是煤炉烧饭做菜，所以家家户户门口都放着一堆堆黑色的煤饼，风一吹煤粉飞扬，空气质量能有多好可想而知。而烧煤点炉的时候浓烟滚滚就不用说了，烧完之后煤灰的处理也是脏就一个字。进入1990年代之后，陆陆续续大家都改用燃气炉。燃气罐的密封程度基本是零泄漏。燃气炉开关一扭就点着，再也没有生火时浓烟滚滚的场面。烧的时候是会有些气味，但味道肯定远远低于烧煤。燃烧效率远高于煤，烧完之后也不存在要处理煤灰的问题。烧燃气对空气的污染无疑是远低于烧煤，但成本高啊。我一个亲戚在小孙子将要出生时（那时已经是2000年之后）特地重新拿出尘封已久的煤炉，并买了一批煤饼，就是因为按本地习俗婴儿出生后要煮大量的“姜醋”派给亲戚朋友作为庆生之用，烧煤的成本要低得多。由这个事实可以推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即使到了那时，当地政府并没有以保护环境为由禁止人们烧煤，而烧煤的成本也确实比烧燃气要低，但几乎所有家庭都自愿地选择了成本高、对环境污染少因而对健康更有利的燃气。也就是说，即使没有任何的政府介入，人们也在自愿地改变着选择，向更有利于环保的方向变化。事实上，当地最后一批烧煤的人是小食店。到政府为了环保而出台禁止烧煤的政策时，由于只影响到这一小撮人，实施的阻力也就微乎其微，很容易就推行下去了。至于我那位亲戚呢，刚刚过去的春节我回去偶然地听说，他家现在煮食全部用电！因为现在他家的收入比以前好了很多，连烧燃气的那股味道都嫌对身体不够好。当然，电费不菲，一个月就要上千元，比以前烧燃气的成本高多了。
这是一个珠三角三四线城市的情况，像北京那样的一线大城市，经济发达程度更高，人们的收入水平也更高，空气污染程度却也更厉害，人们理应能够、也愿意为更高的环保成本付费。那为什么他们这个意愿没能有效地呈现出来呢？在回复“之一”的文章后面的读者评论中我已经触及到这个问题：
安静的迷恋
老师说的好，虽然原因在价格管制，但这真正的深层原因是民众是否愿意为环境污染买单。考虑到成本与收益，轻微的付出只会得到轻微的回报，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所做的细微之事很难改变环境污染的现实状况。
我
愿意不愿意，不是一个主观的喜好，而是客观的成本与收益的衡量。有些地方（如河北这样经济落后的地方）是因为收入水平还低，宁要经济利益不要环境利益（即环保的成本对其经济水平而言太高了），还有一些地方（如北京）不是收入水平低的问题，而是长期的价格管制带来的高福利把他们娇惯成只要利益不要付相应代价。所以要能真正解决环保的问题，对前者只能是继续发展经济让他们的收入水平提高了之后改变对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偏好；对后者则是要逐步破除价格管制，让人们认识到享受好处就得付相应代价，承担环保的成本。环保的成本有人负担，才能真正有效地约束生产者在投入端使用环保的生产方式。
是的，中国有些地区在经济方面已经相当发达，民众完全有能力与意愿去负担较高的环保成本，但在这些地区治理污染的关键不能光是严格执法，更重要的是破除价格管制！人们长期享受不正常的低价，就误导了他们对于成本与收益的认识。如果没有价格管制，随着经济发展，人们对环境的要求提高，政府应民众的要求施行更严格的环保条例，环保成本上升，物品的价格随之上升，而人们仍然愿意购买就表达了他们确实认为环境利益比经济利益重要。生产者更环保的生产过程所带来的额外成本有消费者的承担来支持，严格的环保执法才坚持得下去。如果一地因为环保执法而导致生活成本上升得太厉害，民众不愿负担，以至于纷纷离开。这就说明环保要求是偏高了，需要适当降低。这样，由市场价格与民众自愿的选择行为来揭示什么程度的环保最适合一地的需要，比起那些所谓的定量分析要可靠得多，正如市场经济下形成的价格要比计划经济下人为制定的价格要合理得多。但这要建立在那个市场价格没有受到价格管制的干扰而扭曲的基础上。事实上，我早在2013年的时候就已经写过一篇关于发展新能源的文章，说明放开价格管制、取消政府补贴才是真正有利于新能源发展的正道（见《光伏之殇》（http://user.qzone.qq.com/908961321/blog/1371178741）。发展新能源是治理污染的途径之一，所以那篇文章在逻辑上其实是本文的一个“子结论”。
我在“之一”里已经指出，不要以为政府补贴就真的是政府出钱而不是民众出钱，但还是有读者在评论中继续申述这个“痴心妄想”。政府的钱终究是来自于纳税人交的税，民众与其绕个弯子先交税给政府，再由政府以补贴的名义交给那些受到价格管制的行业的经营者，还不如直接付钱给经营者。政府补贴只会增加民众交钱的成本，不可能减少。因为钱在政府那里过了一下手，所谓“雁过拔毛”，即使完全杜绝贪污抽油水的问题，多了政府这个中介，一定会多了耗费——起码就要付那些负责收税与发放补贴的公务员的工资；而政府与那些经营者之间谈判要补贴多少时的讨价还价之费时失事，也是不菲的成本。
柴静的视频里提到英国伦敦治理雾霾的举措之一是政府补贴民众更换家里的暖炉。这种一次性的补贴造成的成本上升还是比较有限，相比之下因价格管制导致的长期补贴的后果更糟糕。让我举一个简单的数字例子来说明情况吧：假设电费如果没有价格管制本来要收1元一度电，但政府把价格管制在0.6元，另外补贴0.4元给供电公司。这0.4元政府是要通过税收从民众那里收回来的，所以其实民众作为一个整体还是付了1元一度电。但比起直接付1元给供电公司，现在多了个政府在中间，多了耗费，假设是0.1元。于是民众实际上为一度电支付了1.1元，还更贵了，但问题是民众不知道！他交税的时候可不晓得一部分税收是以政府补贴的形式转移给了供电公司，或者就算知道也不清楚到底转移了多少。这样，民众或者是以为电费只是0.6元，或者即使知道不止0.6元（还包含了一些纳税），但具体是多少则无从知晓。在这种情况下，民众会误以为电费较低而多用了电，结果不但是每度电的成本上升，而且是用电的总成本也上升了。例如，若民众知道他付的电费是1元时，他只会用100度电；但他以为自己只付了0.6元电费，就用了120度电。只看他直接付的电费，好像是前者（100元）要多于后者（72元），但其实他在税收那边又间接地付了钱（48元），他在电费方面负担的总成本实际上是120元（如果把政府这个中间的耗费也算上，还要再加12元，即总共是132元），比全部电费直接付给供电公司上升了差不多三分之一！没有学过经济学的普通人总是错误地以为价格管制真的能让他们享受低价，其实价格管制的表面低价只是个迷惑你的假象。把价格管制造成的隐藏在背后与暗处的所有成本全部算上之后，一定只会带来无论从单价还是总成本都更高的负担，而这些负担就是民众自己在承受，绝不可能真的是政府替你承受了，或者是逼着生产者去承受。因为，还是那句话：羊毛出在羊身上！所以，废除价格管制，取消政府补贴，由民众直接把电费全部付给供电公司，最终的结果其实是对民众有利的，而且也对环保有利——因为以前消耗的电量是120度，现在是100度，节约用电啦！
“之一”的后面有读者还是试图跟我争辩政府补贴更好。他说，虽然政府补贴的钱是来自于纳税人，但穷人纳税少，富人纳税多，所以富人比穷人多负担了环保成本。首先，无论有没有政府补贴，富人本来就比穷人用电更多，已经比穷人多负担了环保成本。其次，这种只想着占别人便宜而不肯“谁使用谁付费”的人，深心之处根本就不想真的为自己污染了环境承担相应的成本，说什么热爱环保都是伪善之言。第三，你以为穷人直接纳税少就真的纳税少？让我在此顺便对税收学的一个重要理论作出颠覆性的批驳吧。税收学根据税负的承担者把税收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间接税，另一类是直接税。间接税是对交易过程征的税，直接的纳税人是卖方，但卖方其实会把税收打进价格里，从而将税收转嫁到买方身上，所以真正的税负人其实是买方。这种税称为“间接税”就是这个缘故——真正的税负人不是直接的纳税人，税负间接地落在买方身上。这样，人们只要一消费，就已经在纳税，是纳了间接税，而我国现在的税收结构恰恰就是以间接税为主体，因为增值税、营业税、关税这些都是属于间接税。
但我还要再好好说一下这个直接税，因为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要颠覆这个税收学的理论。税收学把直接税定义为对收入或财产征的税，直接的纳税人就是税负人，因为没有交易过程，无法通过加价把税负转移给别人，所以这种税称为直接税，如所得税、财产税都属于这种税。然而，间接税与直接税的区别根本不是税负能否转嫁，而是间接税是对物征税，直接税是对人征税。物可以通过交易（买卖）把它身上附着的税转嫁出去，人是不能买卖的，似乎就无法将他身上附着的税转嫁出去了。但人其实也是物，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物而已，所以还是可以把税负转嫁出去的。就以所得税为例吧。假设我一个月的工资是10000元，为此我要付出10000个单位的劳动。如果现在政府以10％的所得税率征走了我1000元，我实际上只得到9000元的收入。有多少收入就干多少活，现在我不可能还付出10000单位的劳动，我只会付出9000单位的劳动。老板为了要生产出跟以前一样的产品，就必须多付工资给我，以确保我交了所得税之后的收入还是原来的10000元，因为这样我才会继续付出10000单位的劳动。但老板多付了工资给我，他的生产成本就提高了，必须要提高产品的价格来弥补这成本的上升。所以，瞧，其实最终不就还是购买这产品的消费者替我付了政府征我的所得税嘛。这问题的本质其实就是我在《经济学讲义》中指出过的生产与消费没有根本区别，所谓的消费从某个角度看其实只是在生产人这个一切生产都需要投入的生产要素。所以无论是对人征税还是对物征税，税负的落着点一定是消费者，而不是直接的纳税人。
这样，无论一国的税收结构是以间接税为主还是直接税为主，人们都是只要一消费，就已经纳税。从这个角度来看，富兰克林说：“人生在世，有两件事是无可避免的，那就是死亡与纳税！”是很有智慧的。当然，从消费来看，穷人也是比富人消费得少。但这是从绝对值上说，如果从相对值（比例）来看，穷人的税负占收入比例是高于富人的。因为收入越高，就会有越小的比例用于即时消费，更多的比例用于储蓄投资（这是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定律”）。所以相比于富人，穷人的收入中有更高的比例用于即时消费，也就有更高的比例用于负担税收。
由于我国面积大，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参差不齐，一刀切地制定环保标准既不现实，也会在客观上造成了剥夺欠发达地区发展经济的权利的结果——人们一边说同情穷人，一边却以环保为由阻止欠发达地区发展经济，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如果经济发展程度较低、因而更愿意用优质环境换经济发展的地方与经济发展程度较高、因而更愿意为环保支付高价的地方在地理上极为邻近而形成冲突的话（如北京与河北的关系），那就采用我在“之一”最后举的广州例子，两地政府坐下来谈判，看能不能以发达地区给予补偿的方式来购买欠发达地区的污染权。
而判定什么样的环保标准适合本地的经济发展程度，交由地方政府来做是最为合适的。如前所述，只要废除了价格管制对市场的扭曲，环保成本能充分地体现在人们直接看见的价格上，要求太高的环保标准带来太高的环保成本就会造成太高的价格、从而是太高的生活成本，民众不能接受就会离开。大城市正需要以这种方式来借助市场的力量控制人口规模，中小城市则会知道环保标准已经提高到本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所能承受的极限。如果地区竞争制度保持良好，地方政府会知所适从地调整环保标准到与本地经济发展程度相适应的水平上。不要被柴静的视频中出现的地方政府都是被地方经济利益绑架、阻挠环保部门执法的“坏蛋”印象所误导了。这又是片面的事实！那些地方正是属于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地方，严格的环保执法会损害地方经济发展、造成大量人口失业，这成本太高了，它们负担不起，地方政府才选择阻止执法的。但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地方政府是另一个形象。正是在那个视频里，北京的环保执法不就很严格吗？柴静一打电话投诉小食店的油烟，很快就有行动，还保证有投诉就一定会出动。我在“之一”里举了广州的例子，广州政府也是地方政府啊。在这里我再举一个珠海的例子。最初珠海需要发展经济，政府千方百计以优惠政策引进了一个有污染性的企业。但随着经济发展起来，这个污染性的企业影响了珠海的城市形象。因为珠海若想引入一些高端企业的时候，人家一来考察投资环境，看到这污染性企业就不愿意来了。高端人才也不肯来珠海工作，因为他们不仅要求高工资这种货币收入，还要求优质环境这种非货币收入。为此，珠海政府不断购入那家污染性企业的股份，直到成为它的大股东，从而能直接在企业内部作出决策——搬离珠海！
这里顺便说说发达国家那所谓成功治理污染的经验。仔细想想吧，它们真的是“治理”了污染吗？不，它们只是“转移”了污染！——把污染性产业搬到发展中国家去，然后以不含污染成本的价格进口。虽然价格还是比以前自己生产要提高了，但还是能让富裕的西方人负担得起。要是没有把污染性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全部在本国按照那严格的环保标准来生产，价格必定远远高于现在，消费量则必然远远低于现在，恐怕只能是少数大富之人才用得起的奢侈品了。中国能走这条发达国家的所谓“经验之谈”的路子吗？先让我讲另一个看似没有关系、其实逻辑相通的例子吧。中国近年来的国际地位快速上升，而且是以“和平崛起”自傲的。为什么这值得骄傲呢？因为观诸西方各国的崛起历史，都伴随着对外战争与殖民掠夺，中国却是以和平的方式发展了经济、实现了崛起与复兴。高调地说，这是因为中国人爱好和平，以损人利己的方式来实现大国崛起有违中国传统思想的“王道”精神。抛开这个高调来说，则是因为现实的国际与国内条件都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战争与殖民的手段来崛起——殖民已经不流行，中国军队的实力还真打不了对外扩张的战争。反过来看治理污染的问题，其实也一样。首先是高调地说，如果你真的是一个爱好环保的人，你会认为中国把污染产业转移到其它国家去就算是真的治理了污染吗？其次是抛开高调说，中国就算是想把污染产业转移给别人，能做得到吗？中国人口如此众多，有哪个或哪些国家能承接中国的全部或至少是大部分的污染产业，然后通过出口产品就把那么多中国人都养活了呢？
所以，中国不可能走西方的路子，只能自己设法走出一条类似于“和平崛起”那样的“中国道路”。而这条道路的主体，就是上述的由地区竞争制度下的地方政府，遵从市场价格的指引，各自决定与本地经济发展程度相适应的环保标准，让污染产业在中国之内形成合乎民众真正需要的布局。而经济发展一方面能让民众更负担得起较高的环保成本（从而是较高的环保标准），另一方面则是推动技术进步，尽可能让环保成本在效果（收益）保持不变的前提之下也能降下来。在这方面，中国人口众多恰恰可以成为一大优势而不是劣势。为什么呢？因为技术进步所要花费的巨额成本可以被大量的人口摊薄，平均到每个人身上所要负担的成本会比人口稀少的西方国家更低，这就是规模经济的好处。
另一个能体现规模经济的好处的方面，是通过城市化来协助解决污染问题。柴静在视频中以惋惜的语气说有多少多少自然村消失了，又引用某学者的话说中国现在过剩的不仅仅是钢铁、房子，还有城市，隐含着“去城市化”的主张。然而，“去城市化”真的对环保有利吗？就以供暖这个即使不搞经济发展也无法避免的污染性行业为例吧。北方人自古以来就要在冬天寻求取暖之道，以前的做法是家家户户各自上山砍柴，在家烧起火炕。如此乱砍树木真的比现在更环保？如此各家各户分别烧柴对空气的污染真的比现在更低？显然不可能。恰恰是现代工业的发展一方面是带来了集中供暖的技术进步，另一方面则是人口聚集在一处居住，集中供暖的成本因规模经济而比家家户户分别取暖要更低。当然，人口太过集中，大城市里光是有那么多人的吃喝拉撒，就算没有什么汽车尾气、工地扬尘、餐馆油烟之类，污染也会很厉害。人口要集中又不能太集中，那要怎么办？那就是要大力发展中小城市！所以柴静回到山西老家看到那里从乡村发展为中小城市反而大不高兴，这真是奇哉怪也。一方面，把分散在乡村的人集中到城市居住，有助于利用规模经济效应降低治理分散污染的难度；另一方面家乡发展了，多多少少能把一部分挤在北京的人吸引回来，或留住本地人不再往北京这类大城市里挤，都有助于减少大城市的污染。
此外，在新能源方面，也不要简单地认定新能源就一定更环保。太阳能需要光伏电池，其生产过程有很强的污染性，废电池怎么处理不会污染环境也是个大问题（电动车的电池有同样的问题）。水能不稳定，建大型水坝对生态、乃至气候的影响也不容忽视。风能就更不稳定，对气流的改变也会影响气候。我个人倒是比较主张大力发展核能，虽然它有一旦发生核泄漏就后果极为严重，以及核废料的处理比废电池更麻烦的问题。但正如飞机一旦失事就是机毁人亡、尸骨无存，比起汽车、火车失事都严重得多，可是我们还是大量使用飞机那样，只要核电技术的发展能进步到核泄漏的风险相对于其收益不比飞机更高的程度，核废料的处理成本相对于其收益也不比废电池更高的程度，就该大规模发展核电，大幅提高它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的比例。日本福岛的核泄漏是因为那里采用的技术是很早期的，才会应付不了那样的大地震。而切尔诺贝核泄漏的事件在今天来看，该地早已又是一片生机勃勃之象，反映着生态灾难的严重程度远远低于人们最初的预计。另外，据说现在核电技术的发展已经大幅度地提高了核原料的寿命，从而减少了核废料的数量。当然，我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我不是提议一定要以核能为新能源的主体，而是指出如果其风险、成本相对于其收益不比飞机、废电池更高，那我们就不该对核电采取因噎废食的态度。毕竟，即使没有环保的问题，煤炭、石油、天然气这些能源都有用完的一天，若无突破性的全新发现或发明，迟早人类总要转向核能。
最后，我要就柴静视频的动机问题略说几句。有人认为，虽然柴静提出的解决方法是错的，但她倡导注重环保的出发点是对的，所以不要对她作太多批评。然而，姑且不论一味神化“环保”谈不上是正确，即使退一步说环保就是对的，但错误的分析也会损害了这个正确的出发点。因为这会引导了人们有更大的错觉，当国家通过放开价格管制来配合治理污染的成本承担时，民众会强烈抵制，认为政府是在借机收费敛财，而不是真心要治理环境。如此转移真正的矛盾所在，只会反而使得治理环境变得更困难。又有人认为，这样猛批柴静的错误，会让大众误会环保也是错的，这样不好。但是，柴静以造假的数据、错误的分析来宣扬环保的主张，那是她败坏了环保事业的名声的错，不是指出她的造假、错误的人的错。
其实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动机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恰恰是结果。因为动机无从验证，即使可以，“好心办坏事”与“坏心办好事”相比，我们还是要后者不要前者。生产者提供我们所需要的物品，不是为了我们好，只是想从我们那里赚钱，但客观上就是满足了我们的需要，这就够了。一个声称想要对我好的人，却做出害了我的事，我还是不要他对我好为好。所以，我知道网上对柴静的批评有很多是从她的动机出发来进行的，但我这两篇文章里只字不提这些。因为那些说法如果不是事实，那就涉嫌以人身攻击来代替客观分析；即使那些说法是事实，也与客观分析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