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是经济学发展的黄金岁月；那十个年头我刚好在美国苦攻经济。不容易想象当年有那么多的大师喜欢教一个学生，何况这学生是外来的。今天，我认为自己的经济学还是他们教的斯密与马歇尔的传统，但好些方面我处理解释现象用上的方法，尤其是在细节上，跟这传统是有了颇大的分离了。一方面我把传统的理论简化了很多，另一方面在细节上我加进了很多自己想出来的变化。

六十年代是五十年前，往事依稀，当年悉心教我的老的老，死的死。今天，我用的解释或推断世事的法门跟他们教的有了分离，主要是因为他们教得好：他们鼓励我走自己的路。另一方面，二战时我在内地逃难，战后在香港的街头巷尾跑，一九七九年开始跟进中国的演变，平生见到的现象跟教我的很不相同。经济学的理论与概念放诸四海而皆准，但同样的理论与概念，遇到不同的有关现象需要反复印证。现象或事实不能更改，但理论的运用与概念的阐释会因为观察有别而需要调校。这些调校主要是在细节上，但经过那么多年的调校、修改，外人看来可能觉得很不一样，其实基础还是一样的，还是我在六十年代学回来的那一套。只是变化多了很多，重点的掌握有了转移，不管是好是坏，在经济解释上我是有了自己的思想范畴了。

第一节：复杂理论与复杂变化是两回事

世界复杂。面对复杂的现象我们可以增加理论的复杂性——例如提出新的生产函数或需求函数，或可采用简单的理论而补充着复杂的变化，但不可以理论与变化皆复杂。一九六九年回港度假，跑了两个月工厂我决定选走简单理论的路，只凭搞出变化来处理复杂的世事。得到的优胜效果是清楚明确的。

世界为何复杂？

今天，我认为不可或缺的经济理论只有两方面。其一是需求定律——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其二是成本概念——成本是最高的代价。其他的理论及概念可以一概不用，虽然有时为了让读者较易明白，久不久我也用其他的。

需求定律是以一条向右下倾斜的曲线约束着人的行为。价是局限，在边际上价等于需求量是说在局限下争取个人利益极大化。价有多方面的阐释，量也有多方面的阐释，我在《经济解释》卷一用整本书处理了。我在某卷某章解释过，需求定律可以替代边际产量下降定律：同样是一条向右下倾斜的曲线，而严格地看我们不能分辨日常吃的饭是消费物品还是生产要素。我也在某卷某章解释过，需求曲线与供应曲线基本上是同一回事。

看似简单的成本概念，当加上变化，处理这话题的《经济解释》卷二是一本更厚的书，而也属成本的租值概念我写到卷三、卷四去。交易或制度费用也是成本，其变化四卷《经济解释》皆涉及。成本概念与需求定律的关系只有一个重点：我们要把成本翻为价格，于是，成本变等于价格变，需求定律的威力就发挥起来了。换言之，我解释过的复杂现象无数，但来来去去用的理论只是一条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然后把成本（包括租值）的局限转变阐释为价格或代价的转变。世事复杂，用那么简单的理论范畴复杂的概念变化是无可避免的了。

在鲁宾逊的一人世界中，有了上述的需求定律与成本概念，我们可以容易地解释鲁宾逊的所有行为。事实上，解释鲁宾逊的行为，需求定律与成本概念用不着多少变化。经济解释的主要困难，是鲁宾逊的荒岛增加了一个人！社会出现，竞争、产权、政治、制度、交易费用、租值消散，等等复杂话题，都一起跑出来了。我可以在一天之内教尽一人世界的经济学——经济学的困难全部起自我们生存的社会不止一个人。

无从观察要推到可以观察才能验证

说到复杂问题，这里我要简略地再说曾经说过的。解释现象要靠验证假说：如果甲出现乙会出现，验证是如果没有乙不会有甲——乙不出现甲出现，假说是被推翻了。甲与乙等变数的增加带来的处理方法研究院有教，这里不说。这里要说的有两点，都重要。

其一是所有用作验证的变数或现象必须是可以观察到的。今天盛行的博弈理论的变数往往无从观察，因而无从验证。我们不要管没有解释力的理论。重要是在不可或缺的需求定律中，需求量是意图之量，不是真有其物，无从观察，所以需求定律的本身是无从验证的。是大麻烦，要怎样处理我在《经济解释》卷一细说了。这里要指出的，是从不是真有其物的需求量推出要靠真有其物才可以验证的假说，是经济学趣味中的一个重点，而在推敲的过程中，简单的理论用不出变化不会有什么作为。把见不到的量推到可以观察的量，从而可以验证，不是浅学问。

解释有事前与事后之分

其二，虽然在科学方法上事前推断与事后解释是同一回事，但处理的程序往往不同。一九八一年我推断中国会转向市场经济走，是事前的推断，源于当时我把交易费用这项局限一分为二，看到这二者的转变，假设这些转变是稳定的，必走市场经济的路这个含意就推出来了。如果我当时观察到的局限转变不稳定，再变，我推断的会错。但这推断的错可不是理论上的错，因为我的假说是基于指定的局限转变大致上不会倒转过来。科学的推断永远是基于指定的验证条件（经济学称局限条件）有稳定性。

另一方面，事后解释是解释出现了的现象，要追溯有关的局限转变。骤眼看这会比事前推断容易，因为知道现象已经存在。其实不易，因为有了肯定的现象，解释的假说含意着的局限转变在追溯中我们可能无意识地自欺欺人地选择出来。楼价下跌是因为什么呢？优质座位为什么先满呢？为什么会有失业？每个观察到的现象都有多个可能的解释，牵涉到不同的局限转变，而通常的情况，是找到假说需要指定的局限转变不困难。问题是我们怎可以知道提出的假说是优于其他的呢？因此，知道现象出现然后推出假说时，我们要设法多找可以推翻这假说的不同验证，不同的局限转变要考虑。

我说过，科学不是求对，而是求错但希望没有错。求错是科学的趣味所在，在经济学而言，以简单的理论推出假说作解释，不断地求错会教我们很多在理论与概念上的复杂变化。

五年前我写好《中国的经济制度》的初稿，寄到西雅图给旧同事巴泽尔审阅。他回信说该文有趣，也重要，但为什么我改变了？为什么我不再问怎样可以推翻自己提出的理论？我没有回应。该文很长，而自己老了，拼搏了几个月，实在累。但科学不容许我以这些借口回应。

我在本节回头再说在卷一解释过的科学方法，又指出简单理论要有复杂的变化，是要让同学们知道，我们将要讨论的合约理论，牵涉到的永远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问题，是经济学中最复杂的话题，因而要把理论推到最简单的层面来处理。如此一来，复杂的变化无可避免。同学们要记住，我用的理论来来去去是需求定律与成本概念，但要注意我用出的变化。

（五常按：上期写国际收支平衡表，其中一处说中国目前持有的美债十多万亿，另一处说万多亿，前者错，后者对。可幸在网上出现时修正了。在《信报》发表前三个朋友读稿，数字错了十倍没有一个看出来。想来读者也没有一个看出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