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上篇的地址是http://tieba.baidu.com/p/4999406133）

再谈另一大块的环保问题，即全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的问题。那北京的朋友表示疑惑，现在全国各地都雾霾，是否说明经济发展的程度已经超出了环境所能承受的限度？这问题在逻辑上其实类似于现有的产业结构是否适合目前的经济发展程度？是否需要转型升级了？继续沿用“上篇”里的那个劳动者的类比，现在这个劳动者做了一段时间掏大粪的工作之后，有了些积累，也花钱上夜校或进行了技能培训，知识、能力有所增长，他是否要换工作了？换什么工作？

撇开北京、河北这一特殊地域（经济发展程度差异极大导致对环保的估价大不一样、从而造成矛盾极深）不论，中国各地经济发达程度不一，环境状况也很不一样，不可能一刀切地下结论。有些地方或许是，但有些地方不一定，而答案与该地的环境污染程度并不一定成正比（即不一定污染越厉害的地方越需要改变）。这意味着信息费用的高昂，所以这问题的答案需要交给信息费用最低的经济主体来寻找，显然中央政府不可能清楚千差万异的各地情况。那是否要交给市场来解决呢？真正学懂科斯定理的人就会知道，环保问题实际上是外部性的问题，更进一步的本质是环境的产权界定问题。在环保的事情上出现貌似市场失灵的情况，其实不然，真正的根源是环境的产权界定不清造成的外部性。水、空气、声音等环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那就是流动，所以很难界定产权（即界定的交易费用很高）。根据科斯定理的第一个版本，产权没界定，就不可能使用市场进行交易。所以在环保这件事上，市场是显得无能为力的。

以下的内容可能让很多人难以认同，但客观冷静地面对事实，你将不得不认同。我在《驳柴静的“雾霾调查”》（http://tieba.baidu.com/p/4557865848）一文的下篇里已经分析过为什么“先污染，后治理”是世界各国经济腾飞过程中都绕不过去的，就如同小孩必须先学走后学跑一样，是规律决定的，只不过前者是经济规律，后者是自然规律。但拿中国与人类历史上曾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严重污染的其它国家与地区相比，其实中国做得相当好！大家现在都抱怨雾霾多严重，但大家不妨去搜一下“史上最严重的六大雾霾事件”的史实，你会发现从欧洲到美国到日本到南美，那些雾霾事件是直接杀死人的，有些甚至是大规模地杀人（最严重的是“伦敦烟雾事件”杀了12000人之多）。这是空气污染，在水污染方面，美国的五大湖现在虽然已经治理得湖水清澈，但里面的生物仍然重金属严重超标，是不能吃的。我在日本的时候那里的中国留学生也告诉我，别看东京的河流一条条都水清见底，里面几乎没有鱼虾生存，因为整个生态系统已经被破坏，要恢复过来可能要五十年以上。台湾在1970年代的时候也爆发过严重的水污染事件，喝那条河水的孕妇生下来的婴儿脑袋空空如也，被称为“无脑婴儿”。相比之下，中国各地有普遍地出现如此严重的直接杀人、增加死亡率或患绝症重病率的环境污染事件吗？现在的雾霾对身体健康肯定不好，但影响到底有多严重？雾霾严重的日子里医院的死亡率、与空气有关的重症发病率有显著增加吗？我看不到有这方面的报道。一张在快要下雨之前在飞机上拍摄的乌云压城的照片，都可以当成雾霾压城的“有图有真相”的证据在网上走红，如果真的有医疗方面的确切数据，没理由不在网络、新闻媒体上被爆炒流传。有人会说，雾霾增加的是慢性病，所以不会马上死人。我前面已经说了雾霾对身体健康肯定不好，但我这里说的是跟历史上其它国家的相同阶段进行比较，中国的环境污染相对于经济发展程度而言真的算轻了，至少不至于立即就要了很多人的命。

为什么中国的环境污染相对于经济发展程度而言没历史上其它国家那么严重呢？我认为也是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制度因素，另一个是自然科学方面的因素。先说制度因素，历史上其它国家的政府都没有中国的那么强势，主要由企业（也就是市场）来主导经济发展。如前所述，由于环境难以界定产权，根据科斯定理，企业的生产如果有比较严重的污染性，这外部性是市场难以处理的。不到严重得“杀人如麻”的程度，不够强势的政府也难以插手干预。但中国的情况是有着强势的“地方”政府！这是非常关键的不同。对于企业来说，其生产污染了在它之外的环境是它不会理会的外部性，但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企业的生产污染了地方是在它的“内部”！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没有外部性可言。让我打个比方。每个家都一定要有厨房、厕所这些比较脏的地方，这是必须接受的污染，否则根本无法生活。同理，地方政府引入一个污染性的企业，是衡量了这企业的污染带来的环境成本与这企业的生产带来的产值、就业、税收之后，确定后者大于前者，是划算的。不要一味愤青地认定地方政府只管产值、就业、税收，不会管环境成本。一个环境脏乱差的地方，较为高端的人才、企业不会来。如果一个地方经济发展到已经不是穷得“饥不择食”的地步，它自然而然就会考虑转型升级的，为了吸引比现有产业结构更高端的人才、企业，以便获取更高的产值、就业、税收，就必须改善环境，降低环境成本。还是沿用刚才的比喻，我们都知道农村、穷人家里的厨房、厕所的清洁卫生状况很差，但城市、富人的家里的厨房、厕所就会干净得堪比农村、穷人家里的大厅、卧房。

事实也支持上述的分析。在《驳柴静的“雾霾调查”》一文里我就已经举过珠海的实例。近几年来，珠三角地区明显是环境质量大有好转，雾霾情况绝对是比以前轻了。不过空气污染的程度变轻也有可能是近年经济不景气导致很多工厂倒闭关门的“副产品”，未必是因为地方政府有意识地“富起来之后就会干净起来”。为了排除其它因素的干扰，以空气污染的治理为例不太合适，还是让我举别的例子。先是市容市貌，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流行过一句话形容东莞：“屋内现代化，屋外脏乱差”。东莞当时百姓富裕起来了，家里都装修得富丽堂皇，但屋外的城市面貌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家的产权是百姓个人的，城市的产权是地方政府的，所以当东莞政府的财政能力与跟着富裕起来的百姓“水涨船高”之后，也就开始兴师动众地大举改善市容市貌了。2000年之后，谁还会说东莞的市容市貌是脏乱差呢？再说水环境，这方面不像空气那样被全国性的新闻媒体大吵大嚷地普遍炒作，其改善却一日千里。我记得很清楚，小时候家乡小河密布，可以下水摸鱼游泳。到读中学的时候，经济开始腾飞，污染也随之而来，河流逐渐臭不可闻，而政府的处理简单粗暴，在河面上铺设马路，把明河改成暗沟，眼不见为净，好像看不见闻不着污染就能变没了一样。再到我读大学的时候，政府又轰轰烈烈地把马路重新挖开，切实地疏通河道、治理污染。道理其实很简单，简单粗暴地处理时，政府既没钱治理，也还有别的水源可用，治理水污染的性价比不高；到经济发展起来之后，政府有钱了，干净水源也稀缺得只能回头治理原来的河流才能有水可喝。

当我追述这个过程的时候，那位北京的朋友一下子联想到了他所熟悉的长三角，说那里也有类似的过程。我也跟着想起来，我在96年的暑假时第一次去华东旅游，当时苏州给我的印象相当差。那条秦淮河处处垃圾飘浮、臭气冲天，哪怕只是在邻近的街道走都会闻到臭味。后来又看到新闻，说无锡的太湖被印染厂之类的高污染企业搞得面目全非。要知道那时环保还不是政治正确，能上新闻就真的是大事了。我记得很清楚，当时与张五常教授讨论此事，他就断言无锡在地区竞争中一定是成为了underdog，无法跟其它长三角地区的城市争夺更优质的招商引资，才不得不招来引来如此污染严重的企业。然而，现在苏州、无锡的环境已经给治理得怎样风景如画，不用我多说了吧？

要知道，上述这些珠三角、长三角的地方政府主动治理环境污染的事情，全是在雾霾成了大新闻、环保成了政治正确之前就发生的。是的，事实雄辩地证明，如果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程度确实已经超出了环境能承受的极限，地方政府是最早知道的，也是最有动力去调整产业结构、治理环境的。这就回答了本文一开头的问题。中央政府对全国千差万别的地方情况很难了解得清楚，信息费用太高。市场的信息费用最低，但环境的产权难以界定导致市场对于外部性的处理无能为力。于是，介乎于中央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地方政府就是最佳人选了，它既比中央政府有更低的信息费用，环境的产权界定给它也最能将污染的外部性内部化。在《驳柴静的“雾霾调查”》一文里我也举过珠三角地区珠江沿岸的城市如何坐下来谈判，由下游城市补贴给上游城市，让后者在沿江十公里范围内不建任何工厂以确保珠江的水质，再次完美地验证了科斯定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环境污染程度没有历史上的其它国家那么严重，因为环境的产权有了足够明确的界定——是界定给了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发展而污染环境的代价付到什么程度就要开始回头治理，地方政府比市场更成功地将处部性内部化，也就更能确定这从“先污染”到“后治理”的转折点在哪里，所以没等环境污染到爆发严重的杀人事件之前就已经挽回了。只要没有户籍福利这种扭曲市场的制度干扰，相邻两地之间的经济发展程度就不会有断崖式的落差，地方政府就如同一个大集团企业那样受着市场竞争的约束之余，环境成本又在其内部而没有外部性的问题，可谓兼得政府与市场之两利。

另一个自然科学方面的因素，则是技术进步本身是存在着有利于减轻环境污染的一面的。例如使煤炭、石油更充分地燃烧的技术不仅仅是提高了转化热能的效率从而增加收益，也减少了不充分燃烧造成的有毒气体与物质的排放。这里就要说一下产业转移的作用。之前我做了一个关于粤桂黔高铁经济带的课题，拜访了南广、贵广高铁沿线城市，特别是广西那些承接广东珠三角地区的产业转移的城市。有些地方经济极其落后，也就只能承接像陶瓷这一类污染性比较大的产业。但它们的承接也不是简单地把珠三角的生产线搬过来，而是企业在那里新装生产线，投入的设备都是最新最先进的，也包括环保方面的性能。也就是说，你不能只是看到广西这个穷乡僻壤以前没有广东企业来这里设厂，那当然是山青水秀没有污染，现在招来了广东企业，机器开动肯定无可避免制造了污染，自己跟自己以前比是污染严重了；但你还要看到，这个企业投入的新设备是最先进最环保的，在广西这里的生产比在广东老厂的生产污染性要轻得多，因此从两广的整体来看，污染性是下降了。为什么那家企业不直接改造广东老厂的设备呢？买过房子做过装修的人就会知道，在一片空白的毛坏房上搞装修，比起在已经住过人的二手房上拆掉原来的装修再搞新装修，同样的装修，前者的成本要远低于后者。同样的道理，改造老厂的成本其实远高于设立新厂，所以产业转移不仅仅是产业在地理上的转移，同时也会伴随着产业在级别上的上移，因为产业升级的成本在新址上进行比在旧址上破旧立新要低得多。也是同样的道理，历史上的其它国家发达了之后将产业转移到中国来，可以应用更新的技术进步，其设备的先进性与环保性都升级了，污染的程度当然也就没那么严重了。

北京的朋友听我分析到这里，禁不住说这让他对中国解决环境问题乐观起来。然而，我却说其实我很悲观。是的，如果“地区竞争制度”保持，将环保问题交给地方政府来处理，这是最优的环境产权界定方式，随着时间过去，各地经济陆续发展起来，经济增长从沿海向内陆扩散，环境污染的问题从整体、长远的视角来看，是会在经济发展中产生又消失。这是经济腾飞需要付出的代价，但这是能够承担，可以平稳过渡的。但现在由于北京、河北的雾霾问题非常特殊，而北京的首都地位又更加特殊，北京人受雾霾之苦的痛苦通过大喊大叫人尽皆知，环保部门趁机争权夺利成为利益团体，将北京的痛苦扩大成全中国的痛苦——其实仅以珠三角而论，环境状况绝对是比以前好转了，环保执法的力度却比以前严苛了很多，环保风暴猛刮，环保问题一票否决简单粗暴地将“经济发展得好的官员才能得到提拔”的竞争准则一下改掉。更不用说有些经济还欠发达的地区确实是环境污染程度变得严重了，但这只是因为它们还处于“先污染”的阶段而已。

有这么一句俗话：“年轻时以命换钱，年老时以钱换命”，这其实正是“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规律在一个人的一生而非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的体现。但又有人会说，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经济发展不要就不要了，我们修炼一下自己清心寡欲，把环境看得比钱更重要就好了。然而，你以为没有经济发展就真的能保有青山绿水吗？不，田园牧歌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是永远都回不去了！如果现在不继续发展经济，我们只会掉进印度的状态之中：经济不发达，但环境照样污染得一塌糊涂——想想恒河的脏吧！没有经济发展，没有钱，怎么治理已经污染了的环境？北京的朋友听到这里，也立即给我提供了一个验证：他说他的一个朋友最近去欧洲旅行，不断地在朋友圈里po出他旅游经过的地方风景。结果他发现西班牙的乡村里也有工厂，还一个个往外排放着滚滚的黑烟。是的，有些欧洲国家已经穷得再也顾不上了，只要能引来工厂，增加产值、就业、税收，就一切OK。而又恰恰因为穷，没钱就用不起最先进、最环保的设备。可以说，西班牙的这些乡村被经济压力逼迫着只能再走一次“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之路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感到悲观。一旦环保部门成为顽固的利益团体，它会打着环保的道德高调、政治正确的旗号扩大权力，将过去经济发展的租值蚕食殆尽，污染了的环境没钱治理将沦为印度，已经治理好的环境又会重新被贫穷逼迫着再次堕入“污染”的轮回……

总而言之，把北京、河北的特殊情况与全中国的整体情况分开处理，清醒地警戒环保部门意图扩权成利益团体的冲动，是真正有助于中国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无可避免要经历的环境污染问题的出路。否则，在前面等待中国人的，不是印度，就是西班牙，而永远不会是环保分子所描画的镜中花水中月一般的青山绿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