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2016年1月16日，张五常教授在广州作了题为“中国的经济困难要怎样处理才对？”的演讲。演讲分为三部分，张教授为第一部分“有关劳动力市场”的内容准备了文稿。微信与网上流传的版本为听记笔录，不够详尽准确，这部分以此篇文章为准。）
各位同学：几年前我的太太在英文网上见到“史提芬‧张的需求曲线”一词。需求曲线可不是我的发明，怎会带到我这边来呢？追查一下，知道他们提到的是一九七一年我发明的一幅几何图表，被两位当年的同事放进他们出版的课本上，跟着传了开来。这图表我在自己的中语文章中有提及，数十年来只是梦里依稀。这次见该图在西方成为经典，自己好奇地再画出来。那大概是四年前的事了。
是很简单的一幅图表，显示着有甲、乙二人，各有各的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记得一九七一年提出该图表时，我说甲的需求曲线对着镜子看就是他的供应（内地称供给）曲线。当年我可没有把这供应曲线画出来，可能因为过于明显，懒得画。三年前为了再向一些同学解释，我索性把那对着镜子看的供应曲线放进那甲、乙二人的需求曲线的图表中。今天的同学可在最新的《经济解释》卷一第九章与卷四第八章见到该图表。
这里我要顺便教同学们一件重要的琐事。搞思想创作，有时多走一小步会有重要的突破！当年我懒得画那对着镜子看的供应曲线，这次画了出来，多了一些均衡点在眼前跳动，我立刻意识到：一个人——任何人——供应任何物品，其目的只是为了需求其他物品，不供应则没有条件需求。我跟着想到：这不就是大名鼎鼎的“萨伊定律”吗？为什么萨伊说供应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呢？
我立刻挂个电话给才子张滔，问他何谓萨伊定律（关于前人的理论我历来喜欢问他，因为他是一本会走动的百科全书）。他说萨伊定律有四个不同版本，问我要听哪一个。我叫他从最简单的说起。他于是先说多年前他的老师Lionel Robbins在伦敦经济学院教他的那个，只说了两句我叫他不要再说，因为我不要再听其他的！我历来敬仰Robbins的经济学水平，而只听两句他的萨伊版本也是说供应是为了需求。天下的经济学者中蠢才无数，我不要受到其他的干扰。
有了Robbins的支持，我继续想自己的萨伊定律，灵机数转，我得到两个重要的突破。其一不用多想：我的需求曲线是用上斯密提出的用值理念，不用边沁提出的功用或效用这些自欺欺人的无聊玩意。一个人的需求曲线代表着的是这个人对某物品的最高边际用值，对着镜子看就变作这个人的最高边际代价曲线了。代价是成本，这边际成本曲线就是他的供应曲线！
第二个突破更重要，想得出需要有点真功夫。那是如果牵涉到生产活动，而这些活动又牵涉到一些复杂无比的多人合作的情况，我一律从件工合约的角度看问题。这是说，任何人的任何产出活动，不管怎样复杂，原则上可以化为一小点一小点的产出贡献算价，所以有产出的活动，不管用上怎么样的合约安排，皆可以通过件工而简化为物品换物品（或甲的时间换乙的物品）的角度看。
通过上述的两项阐释，萨伊定律永远对：一个人供应是为了需求——没有供应的需求只能靠外人施舍了。
这就带到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传统上，萨伊定律被认为是错的主要原因，是市民可以有贮藏（hoarding）的行为。赚取到的钱藏而不用，等于供应之后不需求，岂不是把萨伊的定律废了？这一要点，我认为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下，凯恩斯学派否决了萨伊定律的原因。但萨伊真的是错了吗？还是凯恩斯错呢？
早在一九六二年，作研究生时我跟同学与老师有争议：当年读凯恩斯的《通论》我读不懂，认为在逻辑上凯大师一定有错，但同学与老师却认为凯氏只是过于湛深。我要到一九六八年才与科斯达到如下的共识：尽管我们的智力不超凡，但我们连读也读不懂的，不管是何方神圣，一定有错﹗
当年读《通论》，我认为凯氏对经济理论的基础掌握得不到家，而更大的困扰是凯氏的《通论》与费雪的《利息理论》在一个重要的概念上有着一个很大的分离，老师们怎样解释我也不同意。费雪之见，是投资与储蓄永远是同一回事，只是角度不同。凯恩斯之见，是投资是注入，储蓄是漏失，从“意图”的角度看二者只在均衡点上相等。明显地，在凯氏的理论构思下，萨伊的定律，遇上贮藏的行为，是严重的漏失，所以该定律被认为是错。
我要到若干年后下笔写《经济解释》时，才拿起刀来，痛快地把凯恩斯学派斩了一刀。我问：天下何来贮藏而不用的行为了？我把一箱钞票放在床下底，因而睡得安心一点，不是用着这些钞票吗？昔日二战逃难时，好些父母喜欢把一些小金块扎在孩子的腰上，作为保命的不时之需，那不是用着那些金块吗？购买土地但不耕不建，购买收藏品贮藏而不看，等等，当然是投资，也是储蓄，怎可以说是漏失了？经济学者的一般困难是他们的观察力弱，加上想象力乏善足陈，以致对人类行为的阐释频频失误。好些投资活动是不事生产的。社会经济有什么风吹草动，市民的投资选择会变。投资者雇用人手的或多或少会看着时势作取舍。
无可置疑，人类进入了工商业时代，同样金额的投资，对国民收入的贡献可以有很大的差距。那些所谓宏观模式一律胡说八道。让我们回到斯密写《国富论》时用上的智慧来看中国今天遇上的困难吧。大家记得，《国富论》以一家制针工厂起笔，指出多人一起分工合作的产量，会比同样的人数各自为战的产量增加几百倍。我曾作补充：分工合作，从而增产数千倍的例子多得很。很可惜，非常可惜，斯密的严重忽略，是他当时没有注意到那制针工厂内的分工合作用上的合约安排。这忽略是传统经济学中的一个严重缺环，而从《佃农理论》起我花了数十年的工夫把这缺环填补了。
经济学者中真的蠢才无数。我们不要管那么多的胡说八道的经济增长理论，也不要管那些对真实世界一无所知的数学模式。我们要知道的是农业经济需要的分工合作远没有工、商业那样夸张，而从广义的交易费用看经济，农业的交易费用远比工、商业的小。这样看，基本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发展，是通过合约的安排，让生产的主要动力从农业转到工商业去，而又因为有自由的合约选择，减低了工商业的交易费用，分工合作的安排激增，经济奇迹就出现了。
说到这里同学们应该开始明白，作为一个地少人多，但先天智慧与文化传统皆得天独厚的国家，要搞起经济，面对科技发达的今天，中国别无选择，要尽量放寛合约的自由选择，允许通过竞争来减低交易费用，让人力资源转到工商业与科技发展——或一切可以大幅增加分工合作而获利多倍这些方面去。事实上，这些方面的取向转变，从一九九四到二○○七这十三个年头，中国的发展是人类历史从来没有见过的那么好。可惜跟着就未富先骄，这发展止于二○○八年。
是的，当二○○七年十月一位北京朋友寄给我那新《劳动合同法》的版本，说要在二○○八年初推出的，我一看内里的九十八条就知道如果真的执行中国经改的大限必至！明显地，该劳动法是从西方这里那里抄袭过来，如果真的执行会全面地否决分工合作的合约安排，或大幅地提升分工合作的交易费用。是的，从上文提到的通过件工合约看萨伊定律，那新劳动法的执行是禁止着以件工推理，合约安排的选择因而要推到交易费用急升的层面去。
从二○○七年十二月起我一连发表了十一篇文章，解释为什么该劳动法一定会打垮中国的经济发展，可惜皆如石沉大海，半点效果也没有。跟着北京在东莞严厉执行该法，悲剧有目共睹。再跟着是不执行了——好些地方干部招商时说明不执行——但该法仍在，投资设厂的人会怎样想呢？跟着的发展是虽然地方政府不主动地执行，但打起官司法庭不可以漠视该法！到今天，该法明显地闯了大祸，但不改，显示着今天的利益团体的存在，是远超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
作为一个深知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的老人，我对近八年来国家的发展有很大的感慨。人类文化历史五千年，其中四千八百年中国的经济雄视天下，而在这期间我们没有听过中国有什么最低工资或社会保险等西方发明的玩意。同学或者可以说，从农业转到工商业去惹来马克思发明的资本家剥削劳力，所以要管，但香港的工商业发展得最好的半个世纪，从来没有听过最低工资或社保这些事。有的只是给老人家一些“生果金”。
几年前香港推出最低工资，适逢内地推出自由行，救了一救，商店的租金上升足以抵消工资的法定提升而有余；但今天开始自由慢行，加上一些无聊的政治游戏，识者纷纷说该市的大势已去。
一九八八年的秋天我带弗里德曼夫妇到深圳一行，见到不少高楼正在兴建，但弗老认为要超越香港是永远不可能的事。然而，今天看，我认为在国民收入上深圳超越香港大约只要两年，而如果深圳取消进口关税只要两个月。这类推断老人家历来准确，问题是这些日子人民币的发展不妥，很不妥，对深圳前海的前景非常不利。这就是困难：如果人民币在国际上永远不成气候，深圳能否超越香港的推断我要用另一个水晶球看。
我历来认为，没有做过工厂的人不应该参与劳工法例的制定。做厂是难度极高的投资，碰彩的机会甚微，不像房地产那样只要时势适合就可以赚钱。一百年前我的父亲一手搞起香港的电镀行业，我因而从小对工业的运作有认识，而在今天，为了保持父亲发明的抛光腊不要在我有生之年在地球上消失，那家年年亏蚀的抛光腊厂今天还在昆山运作。这里提出，是因为年年亏蚀还可以继续，主要是靠那块工厂土地多建了厂房，租给他家有收入。我认识不少在内地做厂的朋友的命运也这样：要靠买下的土地赚钱，救一救。但这只是因为在时间上有点运情。
一九六九年起我开始跑厂作实证研究，先跑香港后跑内地，时疏时密，基本上没有中断过，因而对那新劳动法的祸害——尤其是在提升交易费用导致的工业合约转变——知之颇详。但自己老了，不能再作深入的研究。我感到失望的是见不到一个后起的经济学者对这项非常重要的实证研究有兴趣，还是在操作那些跟真实世界扯不上关系的数学模式。这种模式游戏作研究生时我每试必列前茅，后来放弃，因为知道不走假说验证的路经济学没有前途。
回头说上文提出的萨伊定律的新阐释——那从件工合约与交易费用的角度看分工合作的新阐释——实在是一个难得而又重要的好理论。这样夸奖自己，因为经验说这理论将会成为经典而传世：非常简单、明显地对、解释力强，是满足着所有传世需要的条件了。可惜有萨伊这个人走在前头，功劳要算在他的头上。
一小撮压力团体的利益，可以导致整个国家出现很大的浪费。今天国家推出的新劳动法、最低工资、社会保险等项目，无疑对工厂或商业老板增加很大的负荷，但我就是看不到对受薪的员工有什么好处。几年前在重庆，黄奇帆带我去参观那里的电子工厂，规模可观，一排一排的生产线极具威势。但当我见到几间洗手间也列在生产线之旁，就知道工人这样操作会变得终生如是！
我个人认为，也可以肯定，一个青年入厂工作应该主要是为了学习，选择得好比进入大学更有前途。当年我的父亲及叔伯等在香港入厂作学徒等粗活，没有工资，但很多方面可以学，到后来大家都做了自己生意的老板。几年前中国的新劳动法推行了，我问几位在东莞设厂的朋友是否多设生产线，他们一致说是。这里的问题，是在重庆见到的电子厂生产线，有没有劳动法例他们也要摆设。但其他工厂不一定，只是见到聘请工人的成本增加，老板为了生存要迫使工人多产出，工人的学习机会于是减少了。老板要生存，被迫增加你的工资他会懂得怎样调校你的工作。
无可置疑，任何人作任何生产活动的投资，他是期望着在边际上的回报率要与他面对的利息率打平。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是竞争的市场规律。有政府保护的垄断可能是例外，但在市场的竞争下，在边际的回报上，有垄断性的研发专利也要遵守边际回报与市场竞争的规律。马云、马化腾等人的财富只不过是源于他们的天赋与勤奋给他们带来的租值，让他们成为邓丽君那类的垄断者。我曾经说过，在中国经改那段史无前例的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转变是从禁止邓丽君的演唱到把她捧到天上去——含意着的是一个鼓励个人争取垄断的故事。
市场的竞争永远是那样无情。在美国，最低工资的提升导致餐馆的侍应操作不停，而一般的观察是，侍应的工作会导致永远是侍应的收场。可以蚕食老板投资所获的租值吗？有机会，但一般需要工会的幕后操作才可以。工会的头头可以获取高收入是事实，但他们被行刺的消息时有所闻。那是西方，在政治上中国的取向不同。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的一位朋友拉弗提出他的拉弗曲线（其实是一位芝大元老一九四六年首先提出），成了名。这个美国的供给学派红了好一阵。该派的幕后掌门人是我的好友蒙代尔，虽然作为萨缪尔森的首席入室弟子，蒙兄有好些观点也属凯恩斯学派。不知就里的同学可能有点糊涂了。
以拉弗为首的供给学派当然是走反凯恩斯的路，主要是主张政府减税。我在这里阐释的萨伊定律当然也属供给学派，经过我提出的件工合约阐释其主张变得豁然开朗：放宽合约选择的自由，从而减低分工合作的交易费用。几年前这个重要的萨伊改进版，提出政府要鼓励供应或供给那边，不要管需求，因为供应是为了需求，读者的回应是一律拍掌。不久前习近平先生提出他的“供给侧”，我还没有机会跟进。应该是英雄所见略同吧，因为鼓励供给，不管怎样鼓励，一定有增加需求的效果。然而，同学们又告诉我，李克强先生说要鼓励需求。这我也还没有机会跟进，但鼓励需求历来是凯恩斯学派的思维，通过增加税收或赤字财政，然后由政府花钱刺激经济。二○○八年底温家宝先生推出的“四万亿”是经典的实例，其效果怎样今天众说纷纭。
不管怎样说，二○○八年初推出的新劳动法北京一定要取缔中国的经济才有可为。一些朋友认为这劳动法今天已经织进了中国的体制之内，无从取缔。我没有他们那么悲观，因为有英国发明的“合约退出”（contracting out）的方法北京可以采用。这是说，政府干预市场搞得一团糟时，政府可以釜底抽薪，立法说人与人之间可以通过私订合约，另议条件，替代政府指定的条件。不需要取消现有的劳动合同法例，虽然其内文要修改一下。重要是给劳动者与雇主有选择：雇主与被雇之间如果有大家同意的合约签定，有效，劳动法管不着，没有这私订合约还存在的劳动法有效。重点是政府再不要左右雇主与被雇之间的合约是同意着些什么。
今天回顾，当二○○八年有关当局推出新“劳动合同法”时，一个大事宣传的理由是工业的发展需要腾笼换鸟，即是要把低科技的工业改为高科技。今天的东莞，笼是明显地“腾”了，但只见鸟去笼空，高科技的鸟没有飞进去。蠢到死，不要告诉我位于深圳的华为与大疆是腾笼腾出来的。人类历史从来没有见过成功的工业转型需要政府插手！
从一九七九年起我跟进中国的经济改革，一直到今天没有中断过。有这么的一个奇怪发现：凡是中国人自己想出来的新处理方法，皆不俗；凡是从西方抄回来的，皆灾难！先前我的想法，是炎黄子孙以为鬼子佬比他们聪明。今天我的想法，是引进西方的蠢法对某些利益团体有助。
我们不要忘记，美国一家平民农户拥有的农地约二百五十华亩，中国的只拥有约两亩。资源的局限不同，中国要走自己的路。历史明显地说，炎黄子孙因为生得聪明，吃得苦，才可以养活那么多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