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合约的一般概念（注十二）
    
    艾智仁提出：任何社会，只要有稀缺，必有竞争，而决定胜者与负者的规则可以阐释为产权制度。作为他的入室弟子，加上后来受到中国经改的启发，我尝试从一个修改了的角度看世界。我的看法，是资源使用的竞争一定要受到约束，人类才可以生存，因为没有约束的竞争必然带来的租值消散，会灭绝人类。这些约束可以有不同的形式，或不同的权利结构，界定着经济制度的本质。
    
    约束竞争的权利结构可分四大类，而任何社会通常是四类并存的。第一类是以资产界定权利，也即是私有产权了。第二类是以等级界定权利，也就是昔日中国的干部同志按资历级别的排列（注十三）。第三类约束竞争的法门是通过法例管制。最后，竞争也可以受风俗或宗教的约束。
    
    因为约束竞争含意着互相同意的行为，或暗或明，或自愿或强迫，这就含意着合约的存在。不一定是在市场以市价交易的合约。一九八二我说过，一个国家的宪法是合约（注十四）。私有产权、等级排列、法例管制、风俗宗教，等等，以我之见，都是不同形式的合约安排。
    
    这里介绍的合约的广泛概念是需要的。原则上，我们可以把为了约束竞争而界定权利视作一类合约，而把交换权利或市场合约视作另一类（虽然市价也是约束竞争的局限）（注十五）。困难是这两类合约好些时不容易分开，而在中国，这两类合约往往是织合为一的。我们稍后将会讨论这后者的有趣安排。
    
    为了理解中国，我以合约的关系来看社会里的人际互动。一九七九在广州，见到不同职业的等级排列的细微划分使我震撼。某级别的同志可以分享一部汽车，或每隔一天可得鸡蛋一只，或有权到市场买鱼但不需要排队。这些现象有启发力。我最初的解释，是天生下来人是不平等的，如果在一个「无产」的社会中每个人平等地「无产」，人权一定要不平等才能找到社会的均衡。再过两年，我看到深入一点的真理：中国的等级排列其实是合约的约束，在资产本身没有权利界定的情况下，需要有这种排列界定来减低在竞争下的租值消散。
    
    这里的重要含意，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必须有一种转移，要从以等级界定权利的制度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的制度，或者说要从一种合约安排转到另一种合约安排来约束竞争。这一点，我认为是解释中国三十年来的发展的重心所在。没有经过流血的革命而做到这种合约转移，可以视为奇迹，而我将指出，成功的关键，是中国用上一种刚好坐在上述的两种合约之间的另一种合约。后者称为承包责任合约。真正的奇迹可不是他们做到这重要的合约转移，而是他们达到的一种前所未见的经济制度。
    
    既然在讨论一般性的理论，我要指出约束资源使用的竞争是需要费用的。这些费用被称为交易费用，实在有点误导。多年以来，我强调不同种类的交易费用只能在边际上分开，而验证假说所需要的，是指出这些费用的边际转变。我也曾经强调，交易费用不需要用金钱来量度，需要的是在不同的可以观察到的情况下，我们有本事排列交易费用的高低。不容易，但可以做到，我曾经无数次以观察到的现象转变来衡量交易费用的转变，作出准确的推断或解释。你可以不同意我对优质座位票价为何偏低的解释（注十六），但多年以来我对中国将会发生的事的推断，得分之高，不可能是看水晶球的成绩。
    
    除了从边际转变的角度看，不同种类的交易费用无法分开，这逼使我为交易费用下一个广泛的定义：涵盖鲁宾逊一人世界中不存在的所有费用。这样看，交易费用是可以在一个完全没有交易的情况下出现的。我认为应该称为制度费用才对，即是只有社会才能出现的费用。我的论点是交易（或制度）费用的起因，主要是为约束使用资源的竞争，或者从上文提出的广义合约安排看，起于用合约来约束竞争的需要。结论是：只要竞争存在，交易或制度费用一定存在。换言之，说一个社会没有这些费用是矛盾的说法。
    
    一九八二年，我指出如果交易或制度费用不存在，不会有市场。评论高斯定律时，我写道：
    如果广义的交易费用真的是零，我们要接受消费者的意欲会不费分毫地准确表达；拍卖官与监察者会免费搜集与整理讯息；工作的人与其它生产要素会得到免费的指引，去从事与消费者的意欲完全吻合的产出；每个消费者获得的产品与服务，跟他的意欲会是一致的。仲裁者会免费地决定一个工作者或消费者的总收入：把他的边际产值，加上社会其它所有资源的租值的一个分成，这分成是依照大家不费分毫地同意的任何一种准则而决定的。如此推理，高斯的效果可以没有市价而达致。（注十七）
    
    市场的存在是因为交易或社会费用不是零而起，跟高斯的经典公司分析和我早年的合约选择分析是没有冲突的（注十八）。说市场的出现是为了减低交易费用是近于定义性的了。然而，要解释座位票价或自助餐的安排，我们只须指出某些交易费用或制度费用的边际转变，但解释一个复杂的制度，或制度的转变，困难得多。
    
    脑子闭塞，我的困难持续了差不多二十年。我不知道哪种交易或制度费用应该加进去来解释私产及市场的存在。我的广泛定义显示着这些费用无处不在，再没有加进的空间。二○○一年的一个晚上，我看到曙光：我们不是要加，而是要减这些费用，才能得到解答。
    
    我跟着想到一篇只两页纸的文章，A. Bottomley一九六三发表的（注十九）。作者的论点，是的黎波里的草原极宜种植杏仁树，但因为草原公有，于是用作畜牧（注二十）。有价值的资源毫无约束地让公众使用的现象曾否出现过，我历来怀疑，但假设真有其事，租值消散是效果。那么，的黎波里的草原公用畜牧，其交易或制度费用是些什么呢？答案是消散了的租值！在我一九七四发表的关于价格管制的文章里，我指出租值消散是一种交易费用（注二十一）。的黎波里的例子，同样的看法比较困难，但在两方面土地的租值消散真的是交易或制度费用。一方面，租值消散不会在一人世界发生；另一方面，成本（这里指费用）是最高的代价——的黎波里的畜牧代价是种植杏仁树的土地租值。定义说，把草原转作种植杏仁树的用途的总交易或制度费用，一定不会低于租值的消散，否则这用途的转变会出现了。跟着的含意是，如果我们能认定这些费用在哪方面有了转变，制度的转变可以推断。这正是一九八一年我推断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的方法。
    
    上述的观察，明显地说，如果的黎波里的草原是私有而种植了杏仁树，有三个结果。其一，土地的租值会上升而交易或制度费用会下降——这下降是减下去，在我们的例子中是租值代替了交易费用。其二，交易或制度费用的性质或类别是改变了，虽然这些费用永远不会下降至零。其三，从我们的广泛概念看，以合约安排来约束竞争，一种合约是取代了另一种。以我之见，后者是制度转变的正确意义。
    
    上述的分析或看法，就是研究新制度经济学的人也可能不熟识，但对理解中国三十年来的经济改革却至关重要。尤其是我在交易或社会费用与合约安排的知识的增长，主要是从中国的经验学习得来的成果。
    
    很不幸，制度的转变或合约安排的转变，不一定是朝减低交易费用或增加租值的方向走。史密斯认为土地使用安排的转变是朝改进效率那方向走，不一定对（注二十二）。灾难性的安排单是二十世纪就出现过多次了。有时我想，人类可能有一天会因为自己的选择而毁灭自己。在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的假设下，人类自取灭亡的理论难以构想，虽然我尝试过好几次（注二十三）。我的老师赫舒拉发曾经以《力量的暗面》（The Dark Side of The Force）作为他出版的一本书名，这本书可能解释博弈理论今天在行内的盛行。我不赞同这个取向，因为我相信经济解释首要的，是辨识可以观察到的局限变动。可幸的是，以中国的经济改革而言，「力量的暗面」还没有大行其道。不管将来如何，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文化终于从深邃的黑洞中走出来了。我说过，这篇文章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究竟做对了些什么才出现了大家见到的壮观表演呢？
    
    
    

注十二  二○○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弗里德曼九十大寿那天，我写了《合约的一般理论》。（张五常，《制度的选择》，第五章，第一节。）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到八月九日，我发表了十一篇关于经济学的缺环的文章。（张五常，《经济学的缺环》与《从安排角度看经济缺环》，后者分十篇，《壹周刊》。）这系列是为准备写这篇献给高斯的长文而作的。我认为这里的第三节，与上述的合并起来，会有一个完整的合约一般理论。
    
    注十三  安排有所不同，等级排列也可以在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机构见到。然而，在共产制度下的同志等级排列，在一些重点上与一家私营企业的排列不同，前者较为近于政府设立的机构，例如一间公立医院或一间公立大学。单从等级排列看，共产制度与私营企业的主要分别，是前者的市民或员工没有权不参与，而转换工作要得到政府的批准。自由选择工作会导致同志等级排列制度的瓦解。当一九八二年底见到自由转业在珠江三角洲开始出现时，我立刻为文说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会走回头路。在北方，工作的自由选择要到一九九二才开始，在邓小平于该年春天南下之后。
    
    注十四  Cheung, Will China Go Capitalist? (London 1982), Hobart Paper 84, Section II.
    
    注十五  市价是约束竞争的局限。正如史密斯在《国富论》中写道：「给我那我需要的，你可以获得这你需要的……」(Cannan edition, p. 18). 一个市价存在。
    
    注十六  Steven N. S. Cheung, “Why Are Better Seats ‘Underpriced’?”  Economic Inquiry (1997), pp. 512-522.
    
    注十七  Cheung, Will China Go Capitalist?  op. cit., Section III.
    
    注十八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op. cit.; Cheung, “Transaction Costs, Risk Aversion, and the Choice of Contractual Arrangement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April 1969), pp. 23-42.
    
    注十九  Bottomley, “The Effects of Common Ownership of Land Upon Resource Allocation in Tripolitania,” Land Economics (February 1963).
    
    注二十  在Cheung, “The Structure of a Contract……” op. cit., 我补充说：「维护在公众土地的植树投资的成本高，因为植在地上的树是固定了的，但蓄牧却可以在晚上驱赶回家。」
    
    注二十一  Cheung, “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 op. cit.
    
    注二十二  见Cheung, The Theory of Share Tenan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pp. 32-34.
    
    注二十三  张五常，《从全球暖化说人类灭亡》，二○○七年二月二十二日；《世界末日好文章》，二○○七年三月八日。二文皆于《壹周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