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承包合约的扩张与县际竞争的兴起
    
    承包合约用于农业是成功的，虽然要好些时日才简化为今天的可以转让的土地租约。在这过程中，执政者逐步减少了他们的操控，偏向于界定土地的使用权利。九十年代初期农产品的价格管制取消了，二○○五年取消了农业税，使农业的承包成为不需要付税的长期租约。形式上还是承包。就是今天，农地的买卖称作「转包」。
    
    把承包合约引用到工业去有困难。八十年代中期我考查这项目时，主要的困难是工业的资产要折旧。维修保养与再投资的责任谁属，上头政府与下面国企之间常有争吵。我建议过些解决方案，包括发行可以转让的股票（注三十）。九十年代后期，发行股票开始实施，但主要是有垄断保障而有利润的国企。至于那些要亏蚀的无数国企，他们的资产净值早就下降至零。事实上，九十年代，执政的人要把亏蚀的国企免费送出去也不容易。
    
    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困难。九十年代初期起，亏蚀的国企的困难再不是资产贬值——他们没有什么还可以折旧的了——而是要吃饭的国家职工没有补偿不能解雇。二十一世纪开始，这些亏蚀的国企成功地近于全面私有化，主要的协助是地价上升了。这点我将会解释。
    
    令人失望的工业承包的经验，到头来却提供了一个有巨大价值的主意。大约一九八四年，那所谓「层层承包」的合约安排在工业出现。并不新奇，外间的工业称作「次承」，或称「分包」。西方称subcontracting，而众所周知，工业或建筑业的「subs」往往是好几层串连起来的。如果一定要在中国经济改革中选出一项关键的发展，我的选择是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农业的承包与工业的层层承包组合在一起。是非常重要的成就：这组合不是引用到个别农户或个别国企，而是引用到有地理界线划分的地区去。我认为这是今天中国的经济制度的重心所在。
    一个长期不断地跟进这个制度的发展的人，可能觉得非常复杂，但到后来尘埃渐定，则可以看到这制度是直截了当而又理性的。没有在其它地方出现过。虽然制度中的每一部分都不是新的，但组合的方法与形式是创新而又有效能。
    
    承包合约的组合引用到地区去的初期，不同地区的安排往往不同，变动频繁，要到大约一九九四这制度整体的共同特征才可以辨识。我开始领略到这制度有超凡之处，是一九九七我到昆山考查那里的发展。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是我前所未见的。二○○○年通缩终结，地区竞争的惊人活力使我震撼，但我要到二○○四的年底才能解通这制度运作的密码。
    
    不怀疑执掌政权的人有本领，但我认为今天的中国制度不是个别天才想出来的。这制度是被经济的压力逼出来——有那么多人要吃饭，改革的浪潮震耳欲聋。处理当时的风起水涌，指导的原则可不是邓小平说过的名句：「摸着石头过河」，而是寡言的邓老曾经说的：「试一试，看一看。」
    
    在细说这地区竞争制度之前，我要澄清一些名词。每个地区当然有它的专有名词，但它们的普通名词——市、镇等——可以有混淆。有些普通名词不同是因为起名于不同的时间，也有些经特别处理，直接由北京管辖。我喜欢用自己的地区分类，是干部朋友之间一致认同的。
    
    中国的地区从上而下分七层，每层由地理界线划分，下一层必在上一层之内。最高层是国家，跟着到省，到市，到县，到镇，到村，最后到户。这七层是从上而下地以承包合约串连起来的。上下连串，但左右不连。地区竞争于是在有同样承包责任的地区出现，即是同层的不同地区互相竞争。
    
    经济权力愈大，地区竞争愈激烈。今天的中国，主要的经济权力不在村，不在镇，不在市，不在省，也不在北京，而是在县的手上。理由是：决定使用土地的权力落在县之手。北京中央与次一层的省政府提供关于土地及其它经济政策的指导，有权更改地区的划分界线，有权调动地区的干部或把他们革职，也可以把不同地区的税收再分配。
    
    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决定土地使用的权力最重要。没有土地就没有什么可以发展。土地得到有效率的运用，其它皆次要。如果在竞争下土地的租值上升，经济是在增长。科技的改进与资产及知识的积累当然重要——目前中国正迈步向这些方面走：私营的科技研究投资的增长率，今天的中国冠于地球。然而，如果人民吃不饱，科技及投资是没有什么用场的。处理好土地的使用，让广大的群众脱离饥寒交迫之境，经济会因为有储蓄、投资与科技改进的支持而上升。
    
    竞争的激烈程度决定着土地使用效率的高低。人与人之间竞争，户与户之间竞争，机构与机构之竞争——传统的经济分析，这些是所有的竞争了。中国的情况，是在同层的地区互相竞争，而因为县的经济权力最大，这层的竞争最激烈。以我之见，多加了一层竞争是回答我说的「中国问题」的重要新意。
    
    「县」往往被翻译为「郡」（county）。这是不对的。在中国，「市」的面积很大。平均一个市有八点六个县。二○○六年底，官方的统计，是整个国家有二千八百六十个县（或是同等级别的地区），各有高度的关于土地使用及日常经济决策的自主权。县的平均面积约三千平方公里，但差异很大。人口稀少的西部，县的面积一般是庞大的。人烟稠密的东部，县的面积约一千平方公里。我估计县的平均人口约四十五万，差异也是大的（注三十一）。
    
    问题仍在——中心问题仍在：为什么县与县之间的竞争会是那样激烈呢？其它国家不是也有不同层面的地区划分吗？在中国经济制度的合约结构中，究竟是哪些基本因素促成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的局面，从而出现了大家都见到的近于奇观的经济增长？
    
    
    
    

注三十  见注二十九的文章，及张五常，《中国的经济革命》（1993），二○○二年四月增订再版（花千树出版有限公司）。
    
    注三十一  通过承包合约而把经济权力授予县，这几年出现了一个有趣的议论：中国应该取消城市吗？赞成的认为：经济权力落在县之手，但政权却是城市的干部较高，冲突不容易避免，这会扰乱整个制度的运作。是复杂的话题，我没有跟进。二○○七财政年度起，县直接汇报财务事项到省政府，跳过了市，但其它政权还是市高于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