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转到雇用劳动力或员工那方面去。这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大话题，不仅因为监管员工的费用高，也带到市场分离、公司性质、失业原因等有趣的现象去。
本节我先论件工（即按产品件数算工资），下节说小账（小费）。这两种合约经济学很少提及。件工重要，不是因为在社会经济中有着了不起的位置，而是对经济「学」的推理思考有着关键性的协助。我自己从考查件工的运作中学得很多。西方的经济学者有发表过关于件工的文章，但这些作者对真实世界的件工安排与运作近于一无所知。另一方面，小账合约怎样看也不重要，选之讨论是因为变化多，也牵涉到风俗习惯那方面去，趣味是有的。
伟大夫人的失误
我把件工放在一个特别的位置，因为那是唯一的直接量度员工的生产力的合约安排，好些问题可以看得比其他合约清楚。让我从已故的英国大师鲁宾逊夫人说起吧。夫人分析时间工资采用效率单位（efficiency unit）。这与天然单位（natural unit）不同。天然单位是一个小时算一个，一天算一天。效率单位是一个小时的工作，甲产出二，乙产出四，那么同样一小时，甲算一个单位，乙算两个。当然，如果甲与乙的生产力完全一样——所谓同工同酬——效率单位与天然单位是没有分别的。这是传统经济学的不言自明的假设——这传统因而不分「效率」与「天然」。
夫人无疑是个伟大天才，但她想错了，之后的学者于是跟着错。错在哪里呢？依照夫人的想法：如果每小时甲的产量是一百，乙的产量是二百，乙比甲多一倍，工资也因而高出一倍。化作件工，产品以每件算工资，二元一件，甲的时薪是二百，乙是四百，后者也是前者的一倍。对吗？不对！不对是因为工人操作需要老板提供厂房及机械设备，而这些设备有成本，需要有租值的回报。撇开设备的损耗或折旧不论，如果每件产品的设备租值是二角，那么每小时甲对租值的贡献是二十元，乙的租值贡献是四十元。然而，在市场竞争下，甲与乙的租值贡献要看齐才能达到租值极大化的均衡。这里的含意是在竞争下甲的件工工资或要下调，乙的或要提升，或二者的合并，才能达到租值贡献看齐的租值极大化的均衡。
产量比率与工资比率要分离
上述的分析解释了为什么在件工安排下，生产力较高的员工会获配置质量较优的机械设备，而在一段指定时间内员工的产量超越某件数会获得奖金。另一方面，如果一家工厂把部分工作发放出去给山寨或家庭产出，提供材料但用外间的设备，以件数算，每件的工价在外间的一定比在厂内的为高。
不仅件工工资这样看，时间工资也要这样看：一厂之内，生产同样物品，机械等设备的成本不菲，为了争取租值极大化，在比率上，工资的分离会高于工人生产力的分离。这也是竞争带来的结果。原则是这样，虽然在实践上人事关系不易处理，也有不可漠视的量度及监察费用，而更麻烦是工会与政府的劳工法例的左右了。
边际产量下降再阐释
这就带到一个不浅的问题，如下的分析同学们要读得用心了。我们问：经济学传统的「边际产量下降定律」是错了吗？答案是这定律没有错，但要看使用的人怎样阐释。在《收入与成本》第六章第三节分析老师阿尔钦对生产成本的贡献时，我指出阿师提出的「赶急平均成本上升」这个建议不仅重要，而且是源于边际产量下降定律。阿师的「赶急」思维牵涉到这定律之外的好些其他因素。
作为阿师的入室弟子，取经之后我偏于集中在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的本身想，在《受价与觅价》第六章第四节写《边际成本的挤迫效应》时，我指出没有挤迫边际成本曲线画不出来。「挤迫」是纯从边际产量下降定律引申出来的变化，而我可能说得不够清楚的，是边际成本的上升（即是边际产量下降）不是挤迫的本身，而是挤迫程度的增加。传统的边际产量下降是基于某些生产要素之量增加某些不增加，或不同生产要素的上升比率不同。我认为如果没有挤迫——即是所有生产要素皆有某程度的闲置——边际成本曲线画不出来，即是边际产量下降定律不能成立，不管不同的生产要素的比率为何。这里要补充：如果只有一种生产要素（例如员工）没有闲置，其他皆有，边际成本曲线画得出来，但因为是一条平线，边际产量下降定律也不能成立。
从新角度看收入分配
有了上述的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的阐释，我们可从一个比较新奇的角度来示范为什么一个工人的生产力比其他的高出一倍，这个工人的时间工资或件工工资会比其他的高出不止一倍。假设一家工厂雇用一百个员工，所有设备刚好没有闲置。现在该厂增加二十个员工，设备没有增加，挤迫出现，每个员工的平均及边际产量皆下降了，受到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的左右，但总产量还是上升了的。
假设增加二十个员工后不再增加，每个员工使用的机械设备再分配，每个一样，比员工没有增加之前少，但可以操作。因为挤迫程度不再上升，每个员工有自己的规定设备，只要员工不疲倦，不断地产出不会受到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的左右。他的工作时间增加带来的平均产量曲线是平线，边际产量是同一平线，没有边际产量下降这回事。
上述可见，传统对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的阐释忽略了两处，或应该言明。其一是这定律定要从一个生产组织的整体看，不要从个别参与的成员看。其二是这定律不是基于挤迫的本身，而是基于挤迫程度的上升——即是说要从动态那方面看。另一方面，说到工人生产力的增加与收入的回报，我们却要转到「静止」的状态才容易看得清楚：同样时间，一个件工工人的产量上升了一倍，如果收入只跟着上升一倍，算进设备成本产品的平均成本是下降了。工人之间对设备租值的贡献要相等才能达到租值极大化的均衡，所以生产力较高的如果不用可能引起纠纷的增加按件工资，引进奖金是需要的。件工如是，时工也如是。个别件工提升件价看来比时工提升时薪容易引起纠纷，以奖金处理件工可以息事宁人。
新理念要再解释
上述的分析用了一些新角度，我恐怕同学们读不懂，要再解释。不是深学问，但跟传统的看法不同，同学们可能不习惯。
这分析牵涉到一个浅问题，答案是浅的，但因为要与传统的边际产量理论融合就变得有点复杂了。浅问题是：如果一个员工的生产力倍升，他的收入会否倍升呢？传统的答案，从鲁宾逊夫人的效率单位看，是会倍升。假设效率单位与天然单位相同，以天然时间算工资也有倍升的效果。然而，当我们把产出化为件工，以产品的件数算生产力，看得清楚一点，得到的答案是因为有机械等设备的存在，老板要争取租值极大化，在竞争下，员工的生产力倍升他的收入会高于倍升。
要证明这个高于倍升的逻辑推论容易，前文的假设数字是清楚的。困难是我们要证明这个高于倍升的论点与传统的边际产量理论没有冲突：我们要证明「高于倍升」是这理论的一个含意。这证明不容易：原则上可用几何或代数处理，但颇为复杂。我于是想出转换一个角度看。意外的收获，是这新角度让我们看到传统的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的一些新含意。
老生常谈，经济学有一个边际产量下降定律（The Law of Diminishing MarginalProductivity），环绕着这定律的是一个边际产量理论（Marginal Productivity Theory）。最简单地看，这理论的核心是说：以时间工资雇用员工，这工资要与边际产量的市价相等，从而达到老板的设备租值的极大化。当然，这理论可以搞出很多变化，尤其是在生产函数那方面，到今天很有点花多眼乱了。
然而，我们这里提出的只是一个浅问题，杀鸡用不着牛刀。一个员工的产量倍升，其收入会怎样呢？高于倍升是明确的答案，但传统的边际产量理论要怎样推出呢？用函数处理当然可以，但要证明是源于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的约束不容易，何况方程式一般没有经济内容。我想到的方法，是把该定律再阐释，然后分四步推理。第一，把边际产量与平均产量的曲线翻为边际成本与平均成本曲线——这是本科有教的。第二，从个别员工看，有了指定的设备配给，边际与平均成本曲线是同一平线——即是从个别员工看边际产量不会因为增产而下降。第三，一个员工的生产力增加，包括设备成本这平线向下移动，使产品之价与平均成本之间的差距增加。这差距的增加代表着设备租值的增加。第四，员工的生产力不同，因而各有各不同的租值贡献；但这不是总租值极大化的均衡。为了争取租值极大化，在竞争下员工之间的租值贡献要看齐，老板当然高兴，生产力提升的百分率因而会低于员工收入提升的百分率。
从历史传统到不堪一击
件工这种合约安排当然不是中国独有。英国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之前盛行的putting-out制度——即是商人判给家庭或山寨产出——主要是用件工制。那震撼历史的工业革命主要源于纺织机增加了两项发明——flying shuttle（1733）与spinning jenny（1764）。该机变得庞大，需要专人维修，也需要多人集中合作，有规模的工厂就替代了家庭或山寨。然而，我们今天知道，无论工厂怎样庞大，原则上内里的工人的产出是可以按件数算工资的。
也是原则上，所有产品皆可全部以件工处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香港，有些衬衫整件的不同部分——从剪裁到上钮——皆各有各地以件数算工资。另一方面，因为交易费用过高，好些产出活动不能以件工处理。过于零散而又变化多的工作难用件工，例如一个女秘书的多种琐碎操作。多人合作时难以划分贡献的情况难用件工。件工重视监察产品质量，而质量容易有争议的——例如设计——难用件工。
一九六九年在香港跑厂考查件工合约时，我重视接单工厂收到新订单，其产品的设计屡有转变，每件新产品的每部分的件工要怎样算工资呢？得到的答案有几方面。第一方面，新产品的每部分通常有相近的前车可鉴，略作调整不难找到劳资双方同意的件工工资。第二方面，没有前车可鉴或可鉴远为不足的新产品，当年香港的工业有些「动作」专家，计算某产品的某部分需要有多少个大的及小的动作才能制成，而市场提供着时间工资的讯息，件工所值不难算出来。还有是件工的工资可以调校：操作了几天工人认为太低可由一个代表与老板洽商。
件工这种合约安排不容易出现失业。老板收到订单，遇到不景时大可把数据摊开来与员工洽商，每件的工资所值容易算出，有说服力，接不接单劳资双方可以商量。更重要是件工这回事，多有多做，少有少做，向上或向下调整是远比时间工资容易了。当年我见过一些件工工人在一段时期跑几家厂：东家不够工作暂跑西家也。
有利也有不利，件工的安排遇到工会或政府的劳动法例可以变得很脆弱，不堪一击。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因为推行最低工资，件工立刻遭淘汰：工作较慢的选取最低工资，较快的转开慢车也。今天的中国，因为劳动法的左右，件工主要是在劳动法管不着的山寨小厂存在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由高通胀急速地转为通缩，楼房与其他资产之价暴跌，但经济增长还可保八。这是奇迹，而我认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中国的劳工合约的自由程度之高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制造行业的件工安排那时普及，要是有今天的管制劳工合约的法例，后果不堪设想。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