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篇文章严格来说并不符合本学期的期末论文的要求。第一个学期的期末论文我都要求学生要选取自己身边的现象，能够亲自到现场调查事实，掌握一手资料——所以此前发布的瞿垚同学所写的关于眼镜店的文章就是典范。像这篇文章所涉及的题材太大，以学生现在的身份根本不可能调查到一手资料，只能询问到二手资料。而一般来说，才学了一个学期（半年）的学生还没学完所有经济学理论，也就没有足够的能力去鉴别询问得到的二手资料是否可靠——科学理论的其中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协助人们鉴别道听途说之事的真假对错，从而降低信息费用（如一个有现代科学知识的人不会因为骗子跟你说你将有血光之灾、必须付钱给他才能帮你破财退灾就信以为真）。所以凡是选择了不可能掌握一手资料的大题材的文章，我一律都打了低分。但这篇文章是例外，选的题材虽大，却应该是因为碰巧，询问到的二手资料不仅可靠、而且确实是解释有关现象的关键局限条件，对于一个被新闻报道中泛滥成灾的道德审判批烂了的“小煤矿”现象分析得有理有节。虽然这篇文章的作者有运气成分，但分析与结论还是相当可贵，值得打高分并发布出来，算是提前对下学期（第二个学期）才要求的分析新闻事件的期末论文提供了典范吧。
由“小煤矿”的生存浅谈产权界定及行政垄断（作者：王子睿）
我的家乡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传说中的“中国迪拜”，丰富的煤炭矿藏，让这个城市在过去十年里迅速崛起，鄂尔多斯“煤老板”豪掷千金的故事成为饭桌上的谈资，一度GDP甚至超过香港，被誉为中国城市的一个神话，而这段“神话”恰好发生在我生活在鄂尔多斯的那几年，也亲眼见证新闻报道如何从“中国迪拜”走向“中国鬼城”。在鄂尔多斯迅速衰败后，也因就读学校的问题，我们举家搬至了呼和浩特。前几天得知消息，而曾经的“煤老板”，我的表叔也终于坚持不住，在前段时间也离开了我们曾经的家乡鄂尔多斯，这让我不禁想要仔细思考，我的家乡经济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历程。
下文以表叔的“小煤矿”的发展历程，以及我个人所见为主要来源。鄂尔多斯的经济走到今天，其中因素是多元的，民间借贷，楼市都是其中的原因，今天将只就“煤炭行业”进行分析。
产权界定不明晰，煤矿开采与时间赛跑
大约是2000年左右，在我还是小学生的时候，身边的大人会讨论起一件事，那就是“煤炭”，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煤炭需求量越来越大，最先有靠煤炭“富”起来苗头的，是山西省，嗅到商机的一部分鄂尔多斯人，发现鄂尔多斯煤田是中国最大的多纪煤田，世界特大型煤田之一。于是许多人都跃跃欲试。在煤矿开采煤矿之前，鄂尔多斯就是穷地方，原本只是一个小小的伊克昭盟，又位于内蒙古中西部，水热条件不佳，农牧业发展也不好，人口稀少，甚至可以算是贫困地区。最先看到这里有甜头可循的人最后都成为了所谓“煤老板”，我的表叔就是其中一个。
记得那段时间，表叔最多时间都是在和当地官员“做朋友”，最初的时候，原本小小的盟市官员仍然认为鄂尔多斯该着力发展农牧业，并没有想到能靠煤炭拉动经济，所以最初拿下煤炭经营的牌照及土地是十分容易的，吃几顿饭，做个朋友，给官员们一点红包就够了，开采虽有要求，但也并未落实，虽有标准但审查并不严格，基本都是露天煤矿，当时表叔靠煤炭开采赚了一笔钱，买了自己的第一部“宝马”，由于当时市场仍然被“山西煤”侵占，当时的信息费用仍然较高，鄂尔多斯煤炭并没有什么名气，单向输出煤炭，没有需求方主动上门订购，所以并没有一夜暴富。
但是后来使用过鄂尔多斯煤炭的企业，都发现鄂尔多斯的煤矿热能高，随着信息费用的降低，类聚定律开始显现，煤炭市场开始在鄂尔多斯形成。越来越多的鄂尔多斯人看到了商机，政府官员也开始觉醒，大家都可以看到一部分人因为煤炭开采，开起了豪车，用起了名表，市场外的生产者则想竞争进入该市场夺取那些租值。于是政府不再随意发放牌照了，按照想要合法开采煤矿流程大致如下，首先去地质勘探局调取相关地质资料（明确井田范围、开采深度、地质层系），接下来转入地矿厅调控，矿产资源管理局发放矿产资源勘探和开发许可证，之后去县市省国家发改委做立项报告（环境评审、水质报告、投资款项、储量报告），如此繁杂的流程，每一关卡，都是“危险重重”，想要走完整个流程，必须深谙其中的“套路”，一些不懂行道的人，摸清各个部门的“规矩”，单是这信息费用就支付了不少。
并且随着其中的利益逐渐被发现，拿到牌照的方法，再也不是“做朋友”这么简单了，表叔虽有自己的牌照，但是在煤炭开采这块蛋糕变得越来越诱人后，当初的“朋友”翻脸不认人，希望在表叔身上蚕食更多租值，某官员甚至提出了要留下牌照可以，但是要让他“入股”表叔的煤炭企业，换而言之，官员已经不满足于一次性的小额租值蚕食了，商人找到了商人的发财机会，官员则找到了自己如何在煤炭业大捞一笔的办法，即长期蚕食租值。表叔仔细思考后拒绝了这一要求，于是第二天，由于煤矿“露天开采”，污染大气，便被没收执照要求整改，然而实际上，表叔的煤矿有这符合标准的防粉尘措施，但是表叔的煤矿变成了彻彻底底的“黑煤矿”。与表叔当初一起踏入煤矿的人，也遭遇了同样的困境；再反观新的生产者，想要进入市场也面临着同样的难拿拍照问题，表叔说，他身边的一个叔叔，为了跑一个执照，在地矿厅旁边的酒店住了三个月，仅为了能及时见到领导，按照表叔的话来说，“这都是拿钱踩出来的”。换而言之，租值消散不可避免，造成严重的交易费用的上升，这种交易费用不仅仅是金钱的费用，还有时间，精力的消耗，如果拿不到牌照就不能开始开采煤矿，无疑造成了租值消散，即机会成本。一张区区20元的牌照，可能需要付出至少60万元，再加上至少半年的辛苦。但此时自私的人便会做出如下分析，没有牌照，每日被假设开采煤矿每日收入1000万元，被监察机关罚款或给予一线检查的人的好处费假定10万元，则有下表
（单位：万元）
于是在经历过遥遥无期的跑牌照经历后，更多的人选择开“黑煤矿”，地方官员妄图通过行政垄断以寻租的想法，被自私的煤矿经营者找到了漏洞。首先，即便上级领导每日要求关停无照经营的煤矿，希望逼迫他们办理执照，蚕食其中租值，然而由于执法的人并不是高高在上的领导，只要给一线执法人员他们相对小额的“好处费”，便可以继续经营了，反而是降低了交易成本，虽然政府多次下发文件表明要整治“黑煤矿”，但是处以“大棒”，固然是一种“震慑”，也能让一些人“止步”，但只要获利可能仍大于受罚风险，只要自身价值仍没有得到合理体现，“吃回扣”的乱象，就不可能真正在“终端”被清除。其次，由于鄂尔多斯地区广阔，分为三大煤区，准格尔东胜矿区，西三旗矿区等三大矿区面积广阔，再加上之前这些区域多为牧区，交通不便，一些偏远地区政府其实是无力监管的，尤其鄂尔多斯之前作为一个人口极少的盟市，地方政府的水平远远无法应对这突如其来的改变。此时因为无产权的界定，大家竞争这种资源，只要开采到煤矿就可以占为己有，这种行为就是以非价格准则进行竞争，会导致“租值消散”。
但是大家都清楚这是权宜之计，政府无法用这种方式蚕食的租值必定会用其他方式蚕食，于是此时，可怕的现象即，由于产权不明确带来的“公地困境”（即谁都不需要承担公地及公地产出租值消散的代价，但是却可以通过一部分人偷采的行为而享受到公地带来的收益）显示出来更可怕的后果，记得在那个时期，是中小型私营煤炭企业的春天，他们就像“盗墓分子”一般，在无力监管的政府眼下，尽力开采煤炭，因为谁都不知道这样的“非法开采”能持续多久。原本可以鉴定产权的煤矿业，在无力承担被蚕食租值的代价下，产权界定变得模糊。如果产权私有化，那么煤矿企业不会做这样“杀鸡取卵”的事情，现如今“杀鸡取卵”是因为，如果不杀掉鸡，迅速的取出这枚蛋，那最终可能真是“鸡飞蛋打”。于是他们不在乎长远利益，不在乎煤矿开采殆尽之后该如何，也不将煤炭进行深加工，因为虽然深加工增加了产品的附加值，露天煤矿随处即是，但是对于这种“黑矿”，他们在乎的不是长远的利益，做的都是“一锤子买卖”，表叔说，“地上的钞票不赶紧捡，有利可图而不为，这不可能的呀。”
租值的获得是有时间维度的。
这让我联想到，以前小区里有一株杏树，每年快要结果的时候，即便杏还没完全成熟，便几乎被采摘干净了，因为杏没熟透，还紧紧地与枝叶依附在一起，于是很多人连带枝叶也一起摘下带走了，杏树的长势一年不如一年。这就是因为，杏树的产权界定是不明确的，即便杏没熟透，但是如果你此时不采摘，那么之后到了杏真正熟透的时间，早已被人采摘光了，行为粗暴的摘下杏，关键在于动作温柔的摘下杏没有直接能清楚地归属于某人的收益（也许关乎明年杏有多少，但是摘杏的人只在乎这次能不能抢到，明年是否能抢到还是不一定的事情），即使有外部性的收益，没有产权人明确地得到这收益，就不可能有动力去为了增加这收益去爱惜杏树。
在那段时间，开车走在高速路上，两边都是热火朝天的露天煤矿，粉尘弥漫在空气中，当时只顾指责这些“黑心煤老板”，现在想想，既然没有产权人能明确的得到保护环境的利益，自私的理性经济人又何必付出不必要的交易成本呢，市场上无所谓好不好，能卖出去就是物有所值。在这样的一段时间鄂尔多斯的经济得到了发展，私人煤矿一年的收入都是以亿而计，然而不界定产权，以及政府无力管制国有资源，导致煤炭滥采，环境污染，空气污染等后果，表叔说，粗略估计，那几年“浪费掉的煤”其实是白白流失了许多钱。可是随后一段时间，市场内进入了的新的生产者，但妄图分食一杯羹的不再是地方政府，而变成了中央企业，企图将市场推向“觅价”。
行政垄断破坏市场，中小企业怎能绝处逢生？
随着越来越多“煤老板”的出现，当全国都发现这个地方在挣钱的时候，不仅仅是老百姓闲不住，大型国有企业也闲不住了，想要分食一杯羹。
“那个群体真可以说是吸血鬼，哪个产业挣钱，他们就依靠自身国企的优势往哪个产业钻，搞的整个产业都他们一家独大，别人就在旁边看着。”这是表叔在谈到那段时期时他的原话。吸血鬼，这个比喻十分形象，在鄂尔多斯经济逐渐发展起来后，信息费用下降后，国企意识到商机，便接机妄图垄断市场。其实，如果仅仅是进入煤炭开采市场，也无非增加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然而事实却是，国企依靠行政垄断，更改行政命令，将中小煤矿赶尽杀绝。
央企国企入驻鄂尔多斯开始分食煤炭经济利益，办法很简单，通过鄂尔多斯政府施加压力，要本地政府关停或合并中小煤矿，提高市场准入门槛。以前在暗处经营的小煤矿这次不能通过贿赂地方检察人员来避免“停业整顿”的通知了，这次直接要他们关停，如果不关停则立刻由大型企业接手，煤矿还在运转，只是受益方已经变了。
表叔说，政策几乎是步步紧逼，首先遭灾的就是小煤矿企业，政府给他们限定时间，在那个时间以前，这些小煤矿必须整合成一个中型煤矿企业才行，否则，到了时间，政府就要关停没有整合的小煤矿，而原因是，中小煤矿企业生产力不足，污染环境，效能低。这样对政府来说，其实也有部分好处，就是收税更方便了，原本无照经营的中小煤矿难以监管，合并之后便减少了监管费用与成本，于是就开始了煤矿整合期。
可是对于中小企业难道只能接受被国企收购，或者选择关停的命运吗？并非这样，反而是引发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二轮博弈。表叔讲述这一过程时，我不禁感叹生产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一定会想尽办法维护，果然印证了“自私假设”。
对于中小煤矿来说对于他们来说有两个整合的路径：第一，几个小煤矿的矿老板各自入股形成一个煤矿集团，这群股东互相买下股份。第二，就是被大企业兼并。在经历一段时间的整合后，鄂尔多斯市首批确立了神华集团和伊泰、汇能、伊东、满世、乌兰、蒙泰、特弘等7个当地民营企业为八大兼并主体，进行兼并。继首批确立的八大整合主体后，鄂尔多斯随后又相继公布了37家整合主体，其中，有接近一半儿的企业，是国有能源集团，以央企为主，也有地方控股的煤矿集团，像山东能源、冀中能源等，共计45家。对这些主体企业，确立了每个集团不低于5座的整合目标。对兼并主体的确立原则是：原煤生产能力在500万吨以上，露天矿单矿规模在300万吨及以上。这些企业除了国企之外，其他多数民营企业都是通过第一个方式整合而成的，看起来似乎完美整治了煤炭开采业的“乱象”，能够走高质量优产的煤炭开采路线了，但是事实是，这整合背后，为日后鄂尔多斯经济崩溃埋下了隐患，也并没有使国企央企一家独大，“垄断”市场成为现实。
首先，来看经过整合的这部分民营企业。许多中小型煤矿主不甘心于自己的煤矿就这样被兼并关停，因为这种垄断形式，实则消散了原市场内经营者的上头成本。即便这些中小型煤矿前期处于“粗放式”发展，但是仍然投入了不少心血。于是以表叔为例的一些中小私营煤炭企业，便打算走中小企业相互联合，形成一个煤业集团的方法，逃脱被兼并的噩梦。但这需要很大的现金流。钱从哪儿来呢？银行自然是借不到，当我惊讶地问到为什么借不到时，按理说，前景如此好的煤炭业为何会贷不到款呢。表叔回答说，当时鄂尔多斯金融业内部这种风气很普遍，在银行工作的人都是自己拿公家贷款再贷出去，暴利非常，原来银行也在试图趁着这股东风，找到了自己可以分食一杯羹的办法。
于是现金来源自然只剩民间借贷，表叔说，由于时间紧需求迫切，煤老板都敢开出三分五的利息借钱。三分五借五亿或者三亿的风声一放出去，那些能量大的金融掮客就闻风而动，到处筹措资金，以二分或者二分五的利息到处借贷，然后贷给煤老板。这速度非常快，煤炭经营主给的利息越高，时间就越快。
那么这种借贷的后果是什么呢，煤矿的确保住了，那位借贷五亿的煤炭经营者，就多了一个矿，于是马上开足马力开采，出售煤炭，赶紧回笼资金还那三分五利息的五亿，时间就是金钱，于是只顾开采更多煤矿，表叔说实际上只是变成了大规模的小煤矿联合体，在经营方式上并没有什么变化，仍然采取原来的方式，拉拢地方官员，露天煤矿也仍然是常态。当时表叔曾想过自己可以走高质量，精加工煤炭的发展方向，因为当时印尼煤已经入侵中国国内市场，其价格更加低廉。然而，由于高额的贷款压力，假设自己耗费巨资购买脱硫防尘等设备，并且经过长时间修建改变现有的“露天煤矿”现状，自己的企业似乎是无力承担每日产生的利息的，于是表叔也选择了“趁时间来得及，能挖多少是多少“的短周期，回本快的办法。也就是说，的确有部分经营者考虑增加自己的“上头成本”即“技术租值”，因为从下表看来，提高产品质量，使得在市场上出售时及时提高价格，是长远经营的必然选择。假设提高产品质量的直接成本是250，收入为300，低质量采煤的直接成本为50，收入为120，可以得到下表：。
但是为什么表叔没有选择提高产品质量呢，租值的获得有时间维度。因为对于表叔这类小煤矿生产者来说，他们所面对的机会成本不是提高产品质量带来的租值，而是随时可能因资金链断裂、或其他行政管制被退出市场，导致的租值消散，导致市场内的经营者不敢贸然增加这种上头成本，即技术租值，于是这类艰难生存下来的民营企业错失了提高产品质量的最佳时机。
在这样高利率的融资下，许多小企业即便组成了联合体，但由于高额的借贷压力，仍无法长期维持，于是只得选择被收购，这种最优选择，最能保护小企业的上头成本，不至于使局内人上头成本跌至0。所以，许多最终还是被国企收购了，国企成功吞并了这些企业，看似最初给了这些小企业一些生路，但是高额的直接成本，造成了无法承受的“痛”。当然也有许多私营企业在合并之后生存下来，但在中国经济不景气的后期，需求不旺盛，放大了这种弊病，表叔的企业也因高额的民间贷款产生的压力被放大化了，以贷还贷的资金链断裂，无力承担最终破产了，不过民间贷款对经济的影响，不在本文的研究之内，所以不做冗述。
其次，来看国企央企是否如愿垄断了市场，攫取了巨额垄断租值呢。表叔说据他了解，纯国有煤矿在2002年—2006年期间获得的利益有双千亿，双千亿的概念对我来说仍然很模糊。表叔说，简单来讲，一个民营矿企一年也就能挣几个亿，如此对比看来，行政垄断的确在一段时间内保证了其巨额垄断租值，然而这个双千亿却没能再持续更久。生产者的竞争者远远不止存在于国内市场内的那些看得见的对手，还有庞大的存在与市场外的、一见着市场有利可图就会蜂拥进去的对手，比如澳煤，印煤，越南煤，他们在之后的一段时间，成为鄂尔多斯煤炭的主要竞争对手。
由价格来看，越南原煤到港价格比本地煤矿出煤成本价还要低。由质量来看，澳煤技术更高，价格更低质量更高。而在赶走多数煤炭企业，独霸鄂尔多斯煤的国企不愿采取成本更低的新技术，而是选择继续赚高额垄断的租值，市场内的垄断者养尊处优。竞争无处不在，无处不止，行政垄断凭国家权力取消的了一国之内的竞争，却取消不了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国际市场上再也没有国家主权可以赋予的行政垄断。至于其他私营企业，多数困在民间贷款的漩涡中，无力更新技术，表叔说，再加上后来国内市场趋于饱和，经济不景气，钢铁业衰败，双千亿也只能成为历史。
由此看来，之后的鄂尔多斯煤炭为何不敌澳煤等外来煤炭，由价格看，由于民营企业需要偿还每日增加的利息，高额的成本需要分摊到每一块煤炭上，所以价格是不可能降低的，而国企则因为垄断特权，维持着相对较高的价格。从质量来看，民营企业能够艰难存活已经实属幸运。而国企因垄断特权，缺乏动力研究新技术，降低成本，因为成本将了就会直接导致定价下降，同样错失了与澳煤竞争的实力。
纵观表叔的“小煤矿”的生存之路，前期由于没有做到产权界定，政府又无力管控大片资源，导致煤炭滥采，后期由于行政垄断，小煤矿看似绝处逢生，实则走上绝路，而国企也没有能长期坐享垄断租值，被国际市场中的其他竞争对手打败，如果从最初便能够明确界定产权，政府少利用行政权力干预市场竞争，那么也许个民营企业会走向澳大利亚煤炭发展的方向，鄂尔多斯会获得健康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不是变成一个落魄的“鬼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