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费用”是很重要的局限条件，在社会的范畴之内（即并非鲁宾逊一人世界里）信息费用几乎都是交易费用，除非万中无一的机缘巧合。所以我在《经济学讲义》第一次提到交易费用时就是讲信息费用，直接说“信息费用是交易费用的一种”。这句陈述严格来说不完全对，但几乎都是对的，不对的情况少得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另一方面，从某种角度看，交易费用其实全是信息费用！比如量度各生产要素的贡献的费用，其实是了解各生产要素的贡献的信息的费用。又比如监管费用，是掌握员工有没有努力工作、损公肥私的信息的费用。非价格准则会带来租值消散，租值消散是交易费用，但如果一个如上帝一般无所不知的管理者能一眼就看穿谁最需要什么、谁最擅长生产什么，全盘计划是完全可以取代市场的，不会有租值消散……总之，如果你一定要从信息费用的角度来看交易费用，你会发现所有交易费用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信息费用。只不过以这样的方式看交易费用，在某些局限条件下未必能把问题看得最清楚，也就是这个信息费用的角度未必最好。有经济学家是习惯这样事事都从信息费用看的，那就是朱锡庆老师——他应该是受哈耶克的影响。而哈耶克应该是最早研究信息费用的经济学家——比科斯提出交易费用的概念还早。他的《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是其获诺奖的指名文章，确实是值得拿这个奖的。他说的“知识”就是指信息，而又明确地说是“社会”的范围之内，所以就是指属于交易费用性质的信息费用。不过，信息费用的角度在某些问题上确实特别有洞见，但在另一些问题上我的感觉是这个角度显得力有未逮，只能看到表象看不到本质，或至少是这样看会比较费劲，不如换个角度看更能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过或许他习惯了这样看，会仍然觉得这个角度最好。不同人有不同的比较优势，从而形成不同的看问题的习惯角度。据说科斯擅长从成本的角度看，阿尔钦擅长从竞争、产权的角度看，张五常擅长从合约的角度看（受他这合约角度影响最深的大概是“敏友”）——其实我觉得他什么角度都擅长，会灵活地根据情况所需不断地变换角度。我个人的感觉是大多时候产权、租值等角度看问题较优——有读者给我总结，说我每年都要写一篇或若干与“科斯定理”有关的重磅文章，把产权的问题又推进到更深入也更清晰的地步，这确实反映着我认为产权的角度非常好，不断地从这个角度看世界，总能看到更多精彩内容，似乎“创新”可以永无尽头。

不管怎样，我个人还是认为“信息费用”这个局限条件非常重要。而回顾《经济学讲义》中的“信息费用”一讲，里面讲解的“杂项”内容也应该是各讲之中最多的，反映着信息费用的局限条件涉及到很多方面，应用非常广泛。但尽管如此，我发现原来“信息费用”这一讲竟然还是有很多重要的内容被遗漏了，需要我写这系列文章来“补遗”。

首先，就是我居然漏掉了一个关于信息费用的、可能是最重要的理论，虽然一直在课堂上讲，却忘记了把它添补进“信息费用”这一讲里。我要补上这个重要的理论，而且为了隆重其事地表达这个理论的重要性，将它命名为“信息费用第一定理”：信息费用随着时间的过去会慢慢下降。——这是通俗的说法，为了显得更像个正儿八经的理论，让我重新学术性十足地再说一遍：其它因素一样时，信息费用的高低与时间的长短成反比，即时间越短信息费用越高，时间越长信息费用越低。这应该是关于信息费用最重要的定理了，早在林肯的时代就已经被他模糊地发现，并在演讲里发表出来：你可以暂时地骗所有人，但不可能永远地骗所有人。或者说，“狼来了”这个寓言故事所蕴含的经济学理论就是这个信息费用第一定理。

为什么信息费用会随着时间的过去慢慢下降？原因之一是对信息的可靠性进行事实验证需要时间——如消费者被骗而买了名不符实的商品，买回去消费体验的过程中就会发现其名不符实，而消费体验的本质其实就是进行事实验证（以消费体验来验证商品的质量），这过程需要时间。有时候要完整地完成一场事实验证，需要的时间会相当长。金庸小说里有不少段落是充满了经济学思想的，《神雕侠侣》里就有一段正好能用于说明这个关于信息费用的要点：黄蓉想把女儿郭芙嫁给武氏兄弟中的一个，而他们是郭靖的徒弟，于是黄蓉问他觉得哪个更适合做女婿。郭靖沉吟了很久，最终也没给出明确的答案，只是说：一个人的本性是要在遇到大事的时候才会显现出来的，没有大事发生，光凭平时的日常表现是无法作出可靠的判断的，所以还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考察。中国古人也有“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的智慧之言，但我觉得郭靖这一段话才是最好的阐释——不是因为时间长了就可以看到这个人更多的表现，而是时间长了就有更高的机会出现那种能把人的本性“逼”出原形来的大事发生。

与这一点有些关系的是，我记得朱锡庆老师写过一篇文章（好像是收在《知识笔记》那本书里），说人类要受多次惩罚才会吸取教训，他举了海啸的例子：一次大海啸就能杀人无数，但很多沿海的国家都没有建立海啸预警系统，非得频频遭受海啸的地方才会建立，他认为这事实验证了他的解释。然而我认为这解释不对。不是人类天生愚蠢，必须“吃几堑”才能“长一智”，造成信息费用下降得那么慢；而是偶尔发生一次的不利事件，属于小概率事件，根据数学期望进行计算，一旦发生的伤害虽大，但乘以一个很小的概率之后，期望伤害其实不大，为了避免如此小的一个期望伤害而斥巨资去建立一个以后每一年都还需要不断投入大量资金维持运作的海啸预警系统，并非最优选择。所以不是人类愚蠢所以导致信息费用下降得慢，而是在那样的局限条件下不吸取教训恰恰才是理性的选择，与股市上的散户选择“理性地无知”是类似的逻辑。

转向“狼来了”那个寓言故事，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故事讲的也是事实验证：人们接受的初始假设是相信小孩，但一次又一次发生的事情推翻了这个假设，人们对小孩的信任度越降越低，终于第三次降到0，初始假设被完全抛弃。这也不是因为人们要上当受骗多次才会吸取教训、降低判断小孩可信度的信息费用，而是第一次发生时人们难免会认为那是小概率事件（因为一直以来那么久才发生一次嘛），不值得为一件小概率事件就改变他们的初始假设。但第二、第三次接连发生时，人们对此类事情发生的概率的判断从小概率提升为大概率、甚至成为必然事件，那就值得为如此明确的局限条件变化去调整他们的初始假设了。也就是说，除了进行事实验证本身就需要耗费时间之外，还因为人们需要长一点的时间来判断特定事件发生的概率的高低——学过数学的概率论或统计学的人都知道，重复实验是排除随机因素（小概率事件）干扰的有效方式，而重复实验当然比只做一次实验要花费更多的时间。

说到人类不容易吸取教训，很多人大概都会想起一个感叹：人类总是健忘，好了伤疤就忘了痛，导致历史悲剧总是重演。但这种感叹是“心灵鸡汤”式的，是文艺范，不是科学。从符合科学的角度来客观看这现象，这无非是指信息没有积累，人们经历过惨痛教训之后，很快又再忘记有关的经验。为什么信息会不积累呢？信息是有价值的东西，自私的人怎么会不积累它呢？花了大量信息费用获取的信息，其价值是高的。已经付出的信息费用是历史成本，不是成本，但自私的人会通过积累信息把这历史成本转化为上头成本，使得人们将来面对同样情况时不需要再重复付出信息费用来获取同样的信息、从而减少了作为直接成本的信息费用。也就是说，转化为上头成本的信息费用其实是信息租值，其价值在于能减少未来会出现的作为直接成本的信息费用。信息不积累意味着信息租值发生了消散，作为直接成本的信息费用再次出现，人类又要重复一次“吃一堑，长一智”的通过犯错吃亏才警醒（俗称“交学费”，本质上就是支付作为直接成本的信息费用）的过程。这样说很抽象，让我举例说明。此前我发过一个帖子：（转载）看智利发展历史，想起《阿房宫赋》（http://tieba.baidu.com/p/4804178317），那是与一个朋友在朋友圈里的互动内容，就涉及到这个历史重复的问题。但我一下子看到了整个现象的本质其实根本不是历史重复，而是规律在发挥作用，并打了个苹果的比方：“其实不是历史总是重复，而是财富增加，租值多了，租值蚕食的动力就大了，若没有能够有效抵制租值蚕食的制度，那就一定会步这个后尘。这只不过是规律的可靠性，苹果总是反复地掉到地上，不是重复历史，而是规律在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历史重演并不是因为信息没有积累、信息租值发生消散，而是规律在发挥作用，局限条件一样时那当然是重复出现同样的结果。由此可见，不是所有问题都是信息费用的问题，信息费用是很重要，但不等于它是能够解释所有现象的关键的局限条件。这也是为什么前面说，我认为凡事都从信息费用的角度看有时是力有未逮的，反而妨碍了我们透过表象看本质。

原因之二，信息的传播也需要时间。通过事实验证发现是谎言之后，那只是一个人知道，要再花一段时间才能传播开去让大量的人知道。

信息费用与时间的这个关系，使得一些难以有客观评价的东西（即评价的信息费用特别高的东西），用时间来做验证是最可靠的。比如艺术品，梵高终其一生不能被世人认识到他的作品的艺术价值，是一个特别极端的悲剧。没那么极端的情况是：当下流行的东西往往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我们怎么从中判断出真正有价值的经典呢？经典都必须是流行的，但流行的未必都能成为经典，这个不对称的关系使得短时间内市场的选择也会出错。

我很喜欢一句唐诗，是杜甫的“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是用来描述唐初四杰在他们在世之时被一堆不入流的轻薄无知之徒的讥笑否定，可是他们的作品有真正经得起时间蹂躏的艺术价值，就像江河一样万古长流。当时那些讥笑否定唐初四杰的轻薄无知之徒到底是谁？后人已经无法得知，他们在历史里连一个名字都留不下来（果然是“身与名俱灭”了），要不是杜甫这句诗流传千古，我们甚至不知道曾经发生过这样的讥笑否定的事情！类似的情况其实在文学史上屡见不鲜。民国年间很多流行小说家写言情小说，其受欢迎之程度堪比今天的琼瑶，在报纸上连载，无数小资女追读，为之欲生欲死，可谓“洛阳纸贵”。然而今天还有谁记得这些作家？他们之中只有一男一女两个人的名字流传下来：张恨水与张爱玲。不是专门治民国文学史的人甚至根本不晓得曾经在民国文学界里有过这么一段“盛况”。今天我们知道金庸，知道《射雕英雄传》，但很多人不知道当年《射雕英雄传》在报纸上连载时，有另一名武侠小说家也在连载另一部武侠小说，与金庸展开直接竞争，当时甚至是显得与金庸斗个不相上下、平分秋色。但今天有谁知道这个人与他的作品的曾经存在？——我是看有“大陆研究金学第一人”之称的陈墨的一本书里追述这段历史，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的，但我看过也没能记住那个人与他的小说的名字，因为实在是太陌生了！

再看今天，在外行的普通人看来，张五常与郎咸平在中国一样的大名鼎鼎、如雷贯耳，以卖书、受众之多而论，张五常其实甚至比不上郎咸平。但识者怎么会不知道谁才有传世的机会？不识货的人，你难以用道理来说服他们，因为他们不具有那样的知识基础，信息费用高居不下。能彻底说服他们的，只有时间！可以想象，五十年、甚至一百年后，张五常有机会仍然被记住，郎咸平一定没有机会——他就像上述讥笑唐初四杰的那些人、民国年间曾大受欢迎的流行小说家、曾与金庸“对擂”还显得不落下风的那个武侠小说作者一样，他们在那个时代都曾大红大紫、绝对是市场上的人生赢家，但时间最是冷酷无情、严厉无私，一切其实并没有真正价值的东西都会“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当然，或者他们这类人本来追求的就不是传世，而是现世的大红大紫吧。

市场淘汰无价值之物，而时间则淘汰市场也会一时犯错保留下来的垃圾。由于信息费用的妨碍，“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其实未必成立。不合理的存在确实是会因为信息费用需要时间才能下降而在一段时间内得以生存。所以“长时间的适者生存”会更有合理性。当然，那只是说它适应了长时间稳定存在的局限条件，但某种局限条件能长时间稳定存在，它本身就是长时间适者生存的吧？这似有套套逻辑之嫌，那就打住不说了吧。

最后，这个“信息费用第一定理”似乎在金融市场上并不成立，因为这个地方总是信息费用居高不下，再怎么长时间运作都没有降下来。其实不然。我在《经济学讲义》第八讲解释股市上的“追涨杀跌”现象时已经指出，金融市场的困难在于关键的局限条件不但多，而且变化快。信息费用下降需要时间，但如果短时间内关键的局限条件就已经大变特变，信息费用下降了也没用。也就是说，并不是信息费用没有下降，而是局限条件一变，原来获取的信息已经没有意义。金融市场上的信息费用总是居高不下，恰恰是从反面验证了这“信息费用第一定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