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向大家推荐了长篇巨著《侯卫东官场笔记》，现在又要向大家推荐一部长篇巨著《大秦帝国》（孙皓辉著）。

我不记得是谁向我推荐这部小说的，很早之前就把它下载到手机里，但一直没看，直到前段时间一时兴起打开来看，却是一发不可收拾，完全着迷了。这部长篇巨著我现在只看完了商鞅变法、齐威王见孟子、孙膑围魏救赵复仇庞涓，只能算是开了个头，但已经决定这是一部值得向大家强烈推荐的佳作。

如果说《侯卫东》是了解现代中国的地方政府的写实主义之作，那么这部《大秦帝国》则是了解中国战国时期的诸侯列国（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就相当于地方政府了）的英雄主义之作。不少受我推荐去听了谢涛的《春秋》的读者又继续听他讲的《战国》，但纷纷投诉没有了贾志刚的优秀文本为底子，就讲得不好了，问我想了解战国历史要看什么书才能趣味性与知识性兼备。之前我只能说还是继续听《战国》吧，只管听历史事实，不要管谢涛水平低下的历史评论，但现在大家可以多了一个选择，那就是看这部《大秦帝国》。当然这是小说，有不少虚构的成分，但主线基本上是符合历史的，结合搜索一下真实历史的情况，辨明哪些是虚构则可。重要的是，这小说作者的历史观要比谢涛之流高明很多，虽然还是有些评论我不能同意，但总体而言算是高水平的。

以下就从文学性与历史观这两个角度来对这部小说略作点评。

从文学性而言，这部小说的作者文笔很不错，真正能称得上是小说家。相比之下，《侯卫东》一书的文学性就很差了，作者的文笔平庸，描写缺乏感染力，没有小说的味道，是典型的网络写手水平，完全够不上小说家的资格。事实上《侯卫东》一书我是当成报告文学来看的，不是当成小说看的。最近一位专长于管理、营销方面的朋友介绍我看一些中国的财经小说，我听他的推荐看了《杜拉拉升职记》和《输赢》，感觉正好能与《侯卫东》、《大秦帝国》一一对应。《杜拉拉》应该是根据真人真事写成的，非常真实，但文学性不行，作者的文学功底明显不足，只能称为网络写手。这书作为小说价值不高，但当成报告文学来看就很有价值。而《输赢》的文笔比《杜拉拉》高出一大截，作者有小说家的架势，专以营销而论也极为专业，尤其是那“摧龙六式”的实用性很强；但对办公室政治的剧情设计、对中国历史的评论却是奇劣无比，暴露了作者无知者无畏的一面。《杜拉拉》没有胡乱扯到什么中国历史上去，而对办公室政治的剧情设计远胜《输赢》，我估计是因为真有其事，不是作者YY出来的，所以能“以真取胜”。而《输赢》中对办公室政治的描写明显是YY出来的，涉及其中的人物简单粗暴地分成非黑即白的正反两大阵营，跟《杜拉拉》中的种类繁多、层面丰富完全没得比。当然，拿《输赢》来比《大秦帝国》是对后者的亵渎了。《输赢》的作者虽然能称得上是小说家的水平，但那只是入门级别的，《大秦帝国》的作者是大小说家的水平，二者高下还是判若云泥的。当然更重要的是《大秦帝国》毕竟是历史小说，里面的主要人物来源于真实历史，不是作者凭空编造出来的，这就有了类似于《杜拉拉》、《侯卫东》那样的优势，就是容易“以真取胜”，不会因为作者对人性的认识能力低下而编出些YY得很虚假的情节。

不过《大秦帝国》在文学性方面也还是有个别明显的缺点的。我现在只能算是看了个开头，感觉到目前为止最大的“破绽”是出在景监这个人物身上。他大凡是在秦国的时候就显得智商、情商偏低，但一出秦国到魏国去装扮成商人周旋于外交阴谋之中时却一下子双商飙升，把魏国上下官民玩弄于股掌之上，人物设定存在着明显的前后矛盾不一致，明显犯了不是剧情围绕人物展开、而是人物为剧情而硬掰导致人格分裂的错误。对于我这种注重逻辑的人来说，看到这种逻辑BUG就特别不能忍，完全就是眼睛里揉不下沙子的状态。其实作者大可以把这个人物一分为二，一个专门在秦国，另一个专门做外交就好了。不难消除的BUG却放任不管，这让我对作者的写作水平的评价大跌不少。

再说历史观。历史观要正可不容易，因为一谈历史，人们就太容易被大量不符合科学要求的价值观所左右，像上述批评的《输赢》的作者本来如果好好写现代商界小说不就好了，却越界去评论中国历史，一下子就暴露了他对人性与世事的认识是多么的浅薄无知。《大秦帝国》的作者其实也是价值观主导的，但难得地三观甚正——也就是说虽然他有价值观，但总体而言与不持价值观的科学分析得出的结论能吻合得不错。我是一直禀持着经济学来看书中的描写，虽然能看得出作者甚是偏爱商鞅、秦国，但里面的情节设计还是相当符合经济学理论的，而且不是肤浅地符合，而是深刻地符合，这大概是因为它的主要情节毕竟来自于历史而非纯粹的虚构，而历史作为事实当然不可能出现违反经济学理论的情况。

例如商鞅变法中浓墨重彩地描写的其中一条新法的推行就是严禁私斗。整段情节的描写内涵相当丰富，蕴含着深刻的经济学理论。这条新法的推行过程，可以说是象征性地再现了政府是怎么从一片蛮荒中从无到有地出现——从使用暴力的权力分散在个人，因此社会里盛行的是“武力准则”，到通过法律将使用暴力的权力集中到政府手上。表面看为了树立法律的权威，树立政府才具有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商鞅一次过就处死了七百多人，堪称“大屠杀”，但因此而消除了年复一年、每当灌溉用水紧张的时节就会反复爆发的家族械斗、私相报仇所造成的人命损失，其交易费用是明显地下降了。而其后墨家“误会”这是暴政，派出杀手来“替天行道”试图诛杀商鞅、生擒秦孝公，更是让人感叹要分辨“以杀止杀”与“以暴易暴”的分野是何其的不易。真实历史上的墨家是什么样不论，就这小说里描写的墨家，我觉得很是虚伪，这种自以为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卫道士，掌握实施其意志的暴力的话，其实比任何所谓的暴君暴政都更可怕——因为暴君暴政还只是占有暴力，占据不了道德制高点呢。又如后面对孟子的描写，作者借孟子之口评说儒家是“盛世之学”，并不是“乱世之学”，所以在战国这样的乱世里只能暂时潜伏，等候盛世到来时再一展拳脚，这些分析都是颇有道理的。

但这《大秦帝国》的作者毕竟还是价值观主导，虽然如前所述是很难得地三观甚正，但不从科学之道来看问题，三观再正也免不了有出错的时候——正如张五常教授说古典经济学时期的大师们的价值观都很美好，足以令后人肃然起敬，但他们的分析受了价值观左右就仍然难免错漏丛生。看到目前为止，我发现这书的作者历史观明显不够正确的有两处，一处不算大错、只能算分析虽对但对得不够深刻，一处就可算是大错了。

先说对得不够深刻的那处，是商鞅变法最初是废除所有封地——这本质上是将封建制改革为郡县制（中央集权制），是变法中最翻天覆地的颠覆性变革，决定了中国其后的历史走向为之一变。但其后他主动作了修正，一方面是保留太子封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保留立功之人在名义上的封地——之所以是名义上，因为没有治权（治权仍归中央政府控制，这确保了“中央集权”的性质），而当地赋税只收三成。这非常类似于现在华为的“员工股权”——没有决策权，只有分红权。由此可见，华为的“发明”不是华为发明的，是中国古代早自商鞅就发明出来了。这等于是给功臣以分成工资，国家搞得好，你也有份分红，大大地激发了人们为国效忠的积极性。商鞅的这个“折衷”后来被一般化为爵位与官位的分离，爵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秦之前的“封建制”与“世袭制”的特征，作为一种激励于国有大功之人的手段，通过与官位的分离来确保中央集权的性质不变。小说中一语带过地提及，商鞅受宠于秦孝公，令秦国贵族不满，但他们看到商鞅只有官位没有爵位（商鞅在变法成功后获封商君才有了爵位），又心安理得起来。因为只有官位意味着他只是临时任职。这样看来，在当时的封建年代，有官位相当于“临时工”，有爵位才是“编制内”的。这个微小的修正作者把它简单地看成是对旧贵族的妥协，大谬也！这种保留名义上的封地、官位与爵位分离的制度对于中央集权制下国家被清楚地界定为皇帝的私有财产之后仍能激励皇族之外的其他能人异士竭尽所能为国效忠其实意义重大，作者把它看得太过轻巧，反映了他没有真正深刻地明白这个制度的重要性。

再说一处大错。小说写齐威王发现左右瞒骗他，把一个地方上的贪官说成是好官，却把另一个地方上的好官说成是无能之辈。他于是把这两个官和左右都召集起来，也把民众召来做旁观证人，公开揭穿这两个人的实情与口碑黑白颠倒的真相，一方面大力提拔那个好官，另一方面则把那个贪官和为他说谎瞒骗君王的左右都一个接一个地扔进大锅里烹杀。随后又在齐国各地立起“谤木”，鼓励民众在谤木上书写官员的得失，他收集起来看，使官员人人惶恐于随时被无数民众监督约束，这称为“诽谤”，本是一个描述广开言路、令下情可上达天听的褒义词。没想到后来这“谤木”越升越高变成装饰性的“华表”，而“诽谤”一词更是完全走向反面，“沦为”贬义词。作者由此感慨历史之变幻，言下之意是对后来的发展不以为然。

然而我一看就知道如何才是对这种变化的正确解释。民众如此毫无约束、成本低下地“揭发”官员错误，那要怎么确保“揭发”不是变成“抹黑”？就算没有存心抹黑，但做事的人有机会出错，不做事的人永不出错，如此所谓的“监督”的必然结果岂非就是官员再也不敢做事？这种“诽谤”制度如果真的于国家有利，在战国那个列国之间的竞争如此激烈的时代，怎么可能不被其它国家竞相效仿？从小说的描写来看，一个国家哪怕只是做得不够好，都会迅速衰落，从强国的位置上滚下来。而“诽谤”一词最终变成是描述捏造散播虚构事实来贬损他人的人格与声誉的行为，可想而知这“言论自由”一定是更多地被别有用心之徒滥用于攻击做实事的人，才会出现这样的词意转变。我以前反复说过很多次，一个制度或观念能适者生存很长时间，一定有它的道理，其存在价值必然是其生命力顽强的根源，我们是应该对之保持尊敬之心的，不要轻言批判。反过来说，一个制度或观念不能适者生存，很快就被淘汰或变异，那就不要抱怨人们不采用接受，而是要先反思一下自己有什么问题。以此反观儒家，虽然在春秋战国之时都不被列国接纳，但最终还是在汉朝胜出，一个有重大价值有生命力的思想是不会那么容易被一时的特殊局限条件所淘汰的。

另一方面，研究词汇的出现、变化是更为可靠地反映事实的重要手段，这一点我以前在《关于拆迁补偿的作业题的答案》（http://tieba.baidu.com/p/4143519405）一文中已经以“拆二代”这个流行语的出现做了示范。除了词汇，风俗、观念的变化等社会学现象也是比收集“精确地错”的数据可靠得多的进行事实验证的利器，这一点我在《如何摆脱对数据的迷恋做真正的事实验证？》（http://tieba.baidu.com/p/4111863195）一文里也示范得很清楚了。《大秦帝国》的作者毕竟没有受过科学方法论的训练，依然是不由自主地按着自己的价值观来对历史现象进行道德审判。只不过他在其它方面的价值观都很正确，恰好能与科学分析的结论吻合得很好。但是在这件事上，他那迷信言论自由的价值观终于出卖了他，暴露了他的科学分析能力的低下。

但不管怎样，总体而言这《大秦帝国》写得非常好，值得深入阅读。我已经买了实体书，打算精阅细读，也推荐给大家，特别是对历史感兴趣的人。只是提醒一句：始终要以经济学理论为“照妖镜”，不要简单听信作者的观点，对事实有疑惑时也要及时搜索真实历史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