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所有的古典音乐家都是艺术家
对于抵抗力及其在公司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来说，古典音乐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原因就在于古典音乐的规则清晰，结果容易量化而进行衡量。
音乐专业的学生花了10年或者20年的时间去学习（带着抵抗力的恐惧）如何演奏那些已经谱写好的曲子。乐谱在这儿，乐器在那儿，你要把音符一个一个地弹出来，和乐队完美配合。
就这样，我们培养出了许许多多优秀的第二小提琴手和出色的定音鼓演奏员。实际上，这样的乐手已经有点儿过剩了。想要只靠少数几个天才作曲家去赚钱或者维持工作的稳定，这样的谋生方式还真是挺悬的。一个客席指挥甚至都不知道这个管弦乐队里面大部分人叫什么名字。
然而……
我认识一个指挥家，在他进行世界巡回演出的时候，都是在当地临时招聘一些有能力但是没有名气的乐手来组成乐队。这些乐手几乎拿不到什么薪水，因为能够代替他们的人很多。这种按照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乐手已经供求了，彻底打破了他们创造价值和拥有更高薪水的期望。
但是像马友友（yo-yo ma）、本·桑德尔（ben zander）等这样的音乐家还是非常抢手的，他们不但收入颇丰，并且还乐在其中。他们不会改变自己去适应他人，他们不会只看乐谱，他们明白规则但偏要去打破它们。他们才是真正的艺术家。其他大多数人都被特定体制灌输了特定的观念，抵抗力还威胁着他们要乖乖地去循规蹈矩。
标准化的新闻
新闻行业也是一个绝妙的例子，原因就在于这个职业非常善于自我粉饰，很容易就让人们混淆了它的最终产品的价值（正直、有洞察力的新闻报道）和产品的成本。传媒经济学家罗伯特·皮卡德就曾经说过：
高薪职业要求人们拥有独一无二的技术、能力和知识，同时还要求有非商品化的劳动力。不幸的是，新闻从业者都已经变得越来越商品化了。大部分记者进行新闻报道的技巧和方法都是一样的——相同的资料来源、相似的问题，造就了最后大同小异的新闻报道。
纵观整个新闻业，新闻采访的流程都是在标准化的新闻价值的指导下进行的，生产出来的都是在标准化的模板下用标准化的行文方式完成的标准化的新闻报道，要求做到最小差异化，超级千篇一律。
显而易见的是，新闻记者对当今的这个行业市场都很心灰意冷，本来应该有激烈的竞争才对，而今却冷清了很多。他们更乐意去为他们自己创造的具有工具性价值的伦理学概念正名。大多数人相信他们所做的才是真正好的东西，就算不能带来收益他们也应该拿到报酬。
而这些也正是你的组织所面临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流逝，年复一年，久而久之，工作指南写好了，工作流程被固定了，雇来的工人需要遵循这些去工作。组织以一种特定的方式生产特定的产品，效率奇高……然后，出现了新的竞争对手、新的变化以及新的技术，原来的那套规章制度不起作用了，之前的那种工作效率已经无法再带来效益了。
面对这样的威胁，本能反应就是继续提高生产率——缩小版面，战略性地临时解雇一些工人（特立独行的不合群者或者高薪的老员工）。《纽约时报》最近就缩小了周末增刊的版面，还调整了字体，以便一页里面能塞进去更多的字数。
当然，这还不是最终答案。工人还要比现在干更多的活，要更加服从，工作成果的可计量性要更强，工作的一般性（是这个叫法不？）更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只能让情况越来越糟糕。让抵抗力高兴了可不代表就是成功了。你怎么去跟董事会交代呢？一个铤而走险的计划可吓不倒他们。你只能放低姿态，向蜥蜴脑屈服，慢慢地死去。
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比国内任何一份报纸都赚钱，它就不吃这套。他们没有印刷厂，没有高高在上的格式手册，甚至连个气派的办公大楼都没有；然而，那里的员工却都是艺术家或者是能带来改变的人。如果他们成功了，原因就是他们敢于挑战抵抗力。
“这个或许能成功吧”
你应该想过，如果你正在干的事情一旦失败了，这将带来最大的自我怀疑。毫无疑问，我们很多人都会因为害怕失败而焦虑得整夜辗转难眠。想想这个观点吧，只要你能控制住恐惧，就能有所作为。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成功了，你就不得不去做，之后会不得不重复去做，然后就能到达顶峰；如果成功了，你的世界就会发生改变，之后又会出现新的威胁、新的挑战和新的冒险，这可是世界级的恐惧感。
1993年，当邓肯·辛尼斯（duncan hines）的合伙人去世之后，他们建立的庞大公司也宣布结束，最后的价值超过5亿美元。当辛尼斯创建这个品牌的时候，他除了邮票和印刷机之外，一无所有。他利用空闲时间编写美食指南，然后挨家挨户地去进行推销。
邓肯·辛尼斯花了至少10年时间，才成为了邓肯·辛尼斯——这个世界知名品牌。这10年中的任何时候，如果出现一个管理得更好、资本更雄厚的竞争对手的话，他的公司就必然会被踢出局，你的祖父没准儿就能做到呢。毫无疑问，到那个时候为止，辛尼斯所做的一切都是卓有成效的，他对自己的成功没有遮遮掩掩，他的成功被记录在史册中而大书特书。不，对于当时的其他人来说，想要挑战辛尼斯的唯一风险在于，他很可能可以和辛尼斯媲美并且战胜他，如果这样的话，那将改变一切。
把时间快进到50年后的今天，仍然是一模一样的倾向和恐惧在主宰着人们的行动。为什么无数的有识之士，他们办报纸报道国内新闻的时候不去网络上看看正在发生些什么，并且真正利用这个来进行规划；为什么卡罗琳·雷迪（carolyn reidy）——寓言故事书《午餐费》的出版商，会那样不惜一切代价地和亚马逊的电子阅读器kindle作斗争？
摧毁新生事物，对于人们来说有着巨大的诱惑，正是因为新生事物可能获得成功。
抵抗力何时主宰了你的人生？
当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你是一件绝美的艺术品——各种问题、好奇心以及自发自觉的行动——都会从你身上倾泻而出。这时，抵抗力还只是刚开始明白如何称呼来自于另外一部分大脑的具有艺术性的那些名字而已。然后，多亏有了来自朋友的恶作剧的捉弄，来自家人的轻蔑和不屑，来自学校的恶毒的规章制度——即使是条理分明、出自善意的，于是，抵抗力的力量开始渐渐变得强大起来。
当你脑海中渴望叛逆不羁或者创造发明的念头逐渐平息并且安静下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个巧合吗？
如果你碰巧很不走运地找了一份在工厂上班的工作，这时抵抗力就正式挂牌上岗开始接管你的生活了。我见过保险公司的行政人员、流水线上的工人还有客服人员，抵抗力在他们心中已然根深蒂固、不可动摇了，他们甚至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对于他们来说，这才是正常状态，他们觉得在恐惧面前畏缩才是成熟和现实的表现。
我们社会中有一些职业，是需要有创造性的工作才能生存的。但是，即使是在电影、视觉艺术、图书出版这些行业中，现有的体制让伪造艺术赝品的行为变得更加轻而易举，艺术创作更是少之又少。如果问一下这些行业里面的编辑或者经纪人，让他们讲一个恐怖故事的话，他们给你讲的一定都是某个人“走得太远”，结尾都是这人失业了被人嘲笑。最重要的是，这永远都是关于同一个人的同一个故事，因为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少太少了。
我们社会的经济活动已经得出了一个符合逻辑的结论——那种为普通人大量生产普通商品的商业竞争已经快要终结了。我们正在接近一条渐近线的极限位置，那条渐近线代表的则是生产那些枯燥无趣的产品到底能有多高产、多廉价。
更普通、更快、更廉价的生产模式已经无法带来像以前那么多的收益了。
想要生产一个能播放音乐的东西，从价值1万美元的维克多留声机到2000美元的家庭音响，到300美元的随身听，到200美元的苹果播放器，再到9美元的mp3存储卡，有这么多价位的产品可供选择。在价格上面再提高的余地已经非常小了，所以也就没有这个必要了。
想要把想法告诉别人，可以用轮船花上一个月来运输，也可以用飞机几天到达，可以用联邦快递隔夜就到，也可以用传真几分钟就搞定，还可以用推特眨眼就到了。可这又怎么样呢？你能让它昨天就送到吗？
所以，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唯一能付出的就是——艺术。我们只有变得更慷慨大方、更加人性化，才会让人们觉得花钱购买我们的产品是值得的；我们唯一能做的是要找出自己的抵抗力（数十年来，我们都有着同样的抵抗力），并且消灭它。
抵抗力的证据
如果你无法接受本书中的观点，有可能就是抵抗力作祟（也有可能是我讲的还不够有道理，但我打赌是第一个理由）。这书可能让你觉得难受、置疑甚至怒不可遏，但你自己却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意思是说，你为什么不试着进行艺术创造呢？这能有多难呀。
你把抵抗力叫做“资本主义的冷酷的常识”，也可能你把它叫做“做一个生活中的现实主义者”，但是，我觉得，对于你的实际工作来说，不如把它叫做中断、浪费或者潜在危险更为合适。
千万别让蜥蜴脑得逞啊。
公开演讲，好可怕！
为什么一个如此简单、安全但却重要的任务会让这么多人这么害怕呢？
在《偶像者破坏》（iconoclast）这本书中，格雷戈里·伯恩斯（gregory berns）成立了一个研究神经科学的实验室，用来研究并解释抵抗力的生物学基础。实际上，“公开演讲”这件事就好像一个培养皿，可以用来揭示“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害怕”的道理。
研究结果表明，能够促使我们完成工作业绩和产生变革的，主要有三个生物学上的因素——社会智力、惧怕反应以及感性认识。我们需要和人们产生情感上的交流，问问他们对什么感兴趣，试着去说服他们，这件事挺难的。我们天生就不擅长干这个，这要是能像吃油炸食品一样容易就好了。
公开演讲能使我们产生巨大的连锁恐惧反应。我们周围都是陌生人和有权力的人，每个人都有可能对我们不利，我们是人们注意的焦点（我们自己如此认为）——而注意力就等于危险。
最后一点，也是最不容易为人察觉的一点，就是演讲过程还包含着要去感知去理解，这就能体现出我们是如何看待所谈论的话题以及如何面对在场听众的反应。要当众表现自己的感知能力，这也是挺吓人的。
出于理智，人们会有一种对于发表演说来表达自己观点的欲求；但在生物学上，又会抗拒这种行为；在这两者的较量中，生物学的那一方有着不公平的优势。
恐惧在哪里？
如果商品没有销量，找找恐惧在哪里。
如果销售会议最后陷入了僵局，找找恐惧在哪里。
如果某人突然暴跳如雷，不信守承诺，或者根本不合作，那一定是恐惧作祟。
恐惧是我们最重要的情绪。它让我们祖祖辈辈繁衍不息。说到底，它控制着其他一切情绪，因为如果没有对死亡的恐惧从而产生躲避死亡的能力，其他也就无从说起了。
我们这个已经经过“净化”的、公司化的社会，没有告诉我们怎样才能摆脱恐惧的阴影，所以我们只好把自己内心的恐惧引向了生命中的一个诡异角落去发泄。我们之所以常常去看别人的推特是因为害怕自己被人遗忘，同理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要买昂贵的皮包。我们甘心循规蹈矩地从事着平淡乏味的工作是因为我们害怕当一个绘制地图的失败的人，我们常常做出糟糕的财务决策是因为我们害怕对自己的钱承担责任。
最后的结果变成我们甚至害怕谈论恐惧这件事情，就好像这样的话就会让它变得更加真实。
人们之所以过着在别人指挥下的生活，并且坚持不懈，就因为他们害怕生活失去地图的指引和自己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