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的分析其实我的帖吧里的读者“光师”早就提出了，但看完这位同学的文章，我相信是他自己想出来这个答案的，因为分析过程很详尽，是属于他自己的思考过程。能将“价格管理理论”应用于医疗行业的问题分析深入到这个地步，是值得打高分的。

在这里，我也要顺便“批评”一下“光师”，他现在还是个本科大二学生，是去年我上大一新生的课而教出来的学生，是迄今为止我教过的天赋最高的学生，是不折不扣的天才型人物，可是他到目前为止还不写文章。“光师”比本文作者这硕士生更早就注意到这个新闻，并迅速找到了正确的解释，要是早早写成文章，这“原创”的功劳不就实实在在地归他了吗？“光师”虽然常常妙思泉涌，却不积极写文记录下来，天赋再高也转化不了成果，那就是浪费自己的天才，暴殄天物，这是不好的，不好的，不好的！——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希望“光师”吸取这次好想法被人家写成文章抢走的教训，以后要多多写文章。

试分析中国儿科医生稀缺的现象及原因（作者：敬奕步）

2016年6月13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刊登了一则新闻《“B超神探”贾立群：“共产党员就是金字招牌”》。人民日报较少刊登政治人物以外的人物通讯，何况用了这样“新潮”的标题、放在这么重要的版面！这个贾立群是何许人也？

看完新闻，我感到鼻子发酸！是因为这位叫贾立群的共产党员感动了我吗？不！是这位叫贾立群的儿科医生，让我在闷热的夏天感到一阵寒冷的悲哀！

贾立群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超声科主任，今年63岁，从医39年，生活简朴，医术过硬，工作一丝不苟。仅凭这些，他就能让人民日报“折腰”吗？不！如这篇新闻报道中所写，贾立群被人民日报选中的真正原因，是他不仅兢兢业业、还不收红包、更是把“共产党员”作为自己工作作风的招牌！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则新闻中凸显的社会现象，再来一步步倒推导致这个问题的原因。

儿科医生工作状态：病人多、强度大、上班时间长

贾立群作为一个B超临床一线的儿科医生，39年间接诊了30多万名患儿。我算了一下，平均每年7700个，按一年工作365天算的话，每天21个。根据我的经历，做一次B超整个过程20分钟左右。这样算来，贾每天的工作时长是420分钟，7个小时。也就是说，除去吃饭喝水上厕所，光是做B超，贾每天就得做7个小时。现实情况是，贾不可能每天上班，所以实际平均每天的工作量会更大。

新闻称，由于医生少患儿多，以前北京儿童医院的B超预约排队要差不多两个月，贾带领同事们早晚加班，还开小夜班，硬是把预约时间缩短到了两天。新闻还称，为了能24小时随叫随到，贾与家人挤在医院附近的职工宿舍。有一天夜里，贾被急诊的电话叫起来19次。

按照我国法定的退休年龄，男年满六十周岁，累计工龄满十年的即可退休。贾立群已经超过了标准，还在继续工作。

贾立群作为中国儿科医生的代表，展现了中国儿科医生界的工作状态：病人多、工作强度大、上班时间长。

儿科医生工作环境恶劣

儿科医生的工作环境之恶劣，在这篇新闻里没有提到，但实际情况令人堪忧。

我家在湖南某县城。家有十岁的小妹，以前每次带她去县城医院的儿科门诊看病，患儿父母们都是里三层外三层围在科室，挤也挤不进去，稍不留神就被后来的家长抢了先，要与他们辩理，他们就是一副“拜托拜托，我们家小孩病的很急”的哀求眼神。加上小孩哭声遍地，闹得人心烦，所以每次去儿科都是特别头疼的事情。我去一次儿科尚且头疼，儿科医生成天在科室里被围得水泄不通，上一趟厕所都要在周围父母们“虎视眈眈”、“百般挽留”的眼神中灰溜溜的走，这种工作环境显然很差。有儿科医生向医信妇儿频道反映，近年双耳听力有明显下降，这算工伤吧！

家长对孩子的身体关心程度非常高，因此对儿科医生的期望值也非常高，恨不得把孩子送来让医生看看，马上就治好。然而现实是不可能的，所以有些情绪激动的家长就把不满发泄在医生身上。今年5月18日，我县人民医院41岁的医生王俊，在接诊过程中被患儿家属殴打致死，被打原因只是因为值班护士告知家属需要等待。

导致：儿科医生稀缺

综上来看，儿科医生的工作状态和工作环境都令人堪忧。这背后，是儿科医生稀缺的现实！也是导致儿科医生工作状态高强度、工作环境恶劣的直接原因！

正是因为医生少、患儿多，每个医生均摊下来的患儿数量才那么巨大；正是因为医生少，才逼得贾立群这种负责的医生不得不一个顶俩、顶仨；正是因为没有人手，才逼得贾立群超额超时工作，24小时待命；正是因为没有机动的儿科医生，急诊的患儿才不得不延迟就诊，患儿家属情急动手。所有这些社会现象，都是因为儿科医生稀缺。

5月30日，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发布，称近三年儿科医生数量不增反降，目前每一万名0-14岁儿童仅有5个儿科医生。另外，据中国非处方药物协会数据显示，我国3500多种药物制剂品种中，专供儿童使用的仅有60多种，不足2%。儿童用药极度缺乏且存在安全问题。

原因：医院价格管制—儿科回收被管制价格受阻—儿科受打击

儿科医生为什么这么少？

表面上看，是因为学儿科、报儿科的人少了。浙大医学院儿科班招生面试355位学生中只有10位报名儿科。浙大儿院为了激励学生选择儿科专业，给出了该专业学生享受专家导师带教、出国交流等福利。放在别的领域，这个班的福利是再好不过，但是对于医学生来说，仍然没有吸引力。这是为何？

根本原因是儿科本身受到了打击！这就要从医院的价格管制说起。李老师在课上说过，中国医疗改革失败的原因，恰恰是因为没有彻底地市场化。这么说是因为：一方面，中国政府对医疗卫生行业的财政拨款占GDP的比例，在全世界的排名里倒数第二，算很低很低的。另一方面，虽说私营，医院的收费却受到严格的管制，没有真正像一个私营企业有自由定价权。所以，一边是公立医院得到的财政拨款很少，另一边是公立医院不能通过自由定价来赚取它在市场决定下应得的收入，这不是一个典型的“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吗？这是不可能的。

从理论上来讲，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为什么公立医院到现在还没有关门呢？这其中一定采用了其它方式将被管制的价格收回来，减少了大量的租值消散。怎么收回被管制的价格？就是通过买药、做手术、做检查、住院等方式。公立医院虽然不能自由定价，但实际上它所收取的费用反而变高了。因为有交易费用的存在，间接收费比直接收费的交易费用高。所以医院会通过各种复杂的方式，比如多开一些可有可无的药、可做可不做的检查，把这些钱加到药费上一起收回来。

这些跟儿科受打击有什么关系呢？这就要考虑到儿科收费对象。儿科的收费对象是患儿，患儿比其他科室的普通患者有什么特殊性？

首先，患儿禁不起多吃药、乱吃药。一些非处方感冒药，成人一次吃1-2包都没有问题，但是规定儿童每次只能吃半包。我妈给我妹小时候喂药，也是把一个药片砸成好几瓣，分几次喂的。所以儿童在药量上的需求就远远小于成人。再者，是药三分毒，患儿禁不起乱吃药。一个简单的感冒，小孩却不能像成人一样冲杯999感冒灵就完事了，还需要经过就诊，医生对症下药，才可以吃药。我夏天吹空调容易腹泻，喝一瓶藿香正气水就好了。但是我给我妹喝藿香正气水，喝完之后她上吐下泻，我被大人骂惨了，此后我才知道小孩吃药比大人讲究多了。患儿在药量上的需求少、用药标准高，使通过买药来回收被管制价格的渠道就变窄了。

其次，患儿要做的检查少。成人看病，有的医生会开一些可能与病情有关的检查单。我在北京看一个伤风感冒，医生让我验尿又验血，搞得我像得了禽流感似的。但是在儿科，少见患儿被要求做一些无理的检查。

再次，患儿做手术的也少。如果不是重症非做不可，哪个家长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上手术台挨刀子呢？我的扁桃体从小就爱发炎，一发炎就容易引起发烧，每次我爸妈带我看医生，医生都建议切除扁桃体，但我爸妈坚持认为扁桃体是人体第一道防疫，不能切。十多年了，劝我爸妈给我做手术的医生都认识我们家了，每次去他都说：“这次切了吧？我就知道你们不切！那就吃药吧！”哈哈。

最后，儿童身体弱，患儿的体质相较普通儿童更差。而医疗没有百分百治好的把握，患儿的医疗风险就比较大。

买药少、检查少、手术少、医疗风险大，这些因素导致儿科科室回收被管制价格的途径大大减少。对儿科造成了重大打击。儿科医生赚的钱远不如其他医师赚的钱多。《南方都市报》的一篇新闻写道：以妇儿医疗中心为例，1个儿科医生干了3个成人医生的活，工作量超饱和装填，但他们拿的也就是1.1倍于成人医生的工资。

工作辛苦、所得少，又不能得到足够的社会尊重，儿科医生的道路似乎看不到光明，所以，儿科医生越来越少了。

关于红包

《“B超神探”贾立群》这篇新闻里提到的一个关键点是红包。为什么频繁有患儿家属塞红包给贾立群？

按照张五常教授的“价格管制理论”，收回被管制价格以减少租值消散的方式有很多种，但在“自私”假设下，人们会选择交易费用最低的那一种。在医院里，这种行为就演变成人们会给医生塞红包，直接把被管制的价格私下付给了医生。这不应该成为批判医生没有医德、见钱眼开的依据，而是政府对医院进行价格管制的恶果。

贾立群没有收红包，所以这部分被管制的价格就变成租值消散了。但是，他因此收获了道德上的美誉“B超神探”、“光荣的共产党员”。可能对于他个人的价值观来说，这就是最好的回报吧！

但是，如果设想医院以贾立群为模范，宣传禁止儿科医生收红包，那么收红包这种交易费用最低的回收被管制价格的方式就走不通了。而现实中，并不是每个儿科医生都像贾立群这样视“共产党员”的名誉胜过经济收入，那他们会怎么做呢？我想，他们要么会离开儿科另谋生路，要么通过在开药、开检查单、做手术等路子上剑走偏锋，这才可怕！

结尾

回过头来看这篇新闻，人民日报报道贾立群的事件，真是居心不良啊！既要管制医院价格、又不加大拨款、还要宣传这种“正面典型”来鼓励儿科医生都做道德模范、工作劳模，这不是要逼良为娼、逼得儿科医生纷纷跑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