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里有一处错误比较严重，需要特别指出——“水是准公共物品的性质并不能成为市场化定价的阻碍”。首先，所谓“公共物品”的英语原文是public good，应该译成“共用品”而不是公共物品。其次，正是这个错误的中文翻译严重误导人们对这个概念的理解，public good是指可以多人共用而互相之间不会排斥他人无法使用的物品，即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水显然根本不是共用品——我用了你就不能用，何“共用”之有？所谓的“准共用品”也往往是指例如演唱会场内的歌声，对会场之内的听众而言是共用——我听了你也能听，不会因为我听了你就听不了；但对会场之外的人而言却是通过会场的入门关卡成功地将之排斥在外，因为门票这东西是私用品（private good）——一张门票我拿了你就不能拿。通过将具有共用品性质的歌声与具有私用品性质的门票捆绑在一起销售——这也是“捆绑销售”的一个重要成因——就能容易地保护歌声的产权，从而根据“科斯定理”（先有产权界定，再有市场交易）而能够进行市场定价。水既然根本不是共用品（明显就是彻底的私用品），产权保护毫无困难，市场定价也根本不是问题。——水污染会成为问题是在江河里流动的水的产权较难界定，但自来水管里流动的水是非常容易界定产权的，与水污染完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

耗资千亿的南水北调，缘何与本地水“同水同价”？（作者：王佳欣）

我的家乡在湖北省十堰市，是有名的汽车城，依山傍水，也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核心水源地－－丹江口水库的所在地。南水北调工程把长江流域水资源自其上、中、下游，结合中国疆土地域特点，分东、中、西三线抽调部分送至华北与淮海平原和西北等水资源短缺地区。这项工程规模体量巨大，规划建设历时较长，涉及省份众多，耗资突破3000亿。作为水源地的居民，中线工程自2005年丹江口水库的施工开始就一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因此，当我看到来自新华网和中国新闻网的2条新闻《南水北调供水今日进京与本地水“同水同价”》、《北京居民水价暂不因南水调整》时，我的内心是有诸多疑问的。整个南水北调从移民搬迁、修建水库、到修建输送道路、污水处理等一系列人力物力的投入成本相当高，仅中线工程就耗资2541亿元，但付出如此高代价运送到北京的“一江清流”最终收取的水费价格和北京本地水没有任何差别。这其中是否存在着价格管制以及引发的租值消散？政府为何不肯通过市场化定价来维系供水成本，是民意绑架还是交易费用太高？通过大量的走访北京和水源地的亲友、负责南水北调工程的工作人员以及相关资料文件的查找对比，我想运用学习的经济学原理简要分析一下此现象。

一江清水送北京，水源地“伤痕累累”

十堰市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水源面积大且水域范围广，是水质敏感区，因此在污水治理和河流水质保护方面责任重大。数据显示，为确保库区水质安全，全市关闭转产企业560家，安置下岗职工6万人，永久减少税收22亿元。关闭企业主要包括曾经红极一时的当地特色黄姜加工企业、造纸厂、网箱养渔业等。对于东风汽车这类支柱型产业，政府每年投入上亿资金进行清洁管理和污水治理。从经济效益来看，整个城市为了南水北调工程作出了巨大让步和牺牲，测算的十堰市每年直接增支减收61.6亿元。

此外，丹江口水库从修建到大坝加高蓄水整个过程中，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几次工程共淹没土地55.2万亩，其中包括大量的耕地和公路。水库安全和水库周围地质环境成了新的隐患，对当地地形、水流等自然生态的改造导致不稳定库岸长度达904公里，极易诱发地质灾害。

但是由于水源地施工和水质优化涉及资金额度巨大，水质维护和调配运输又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上级政府在相应的政策支持和资金补贴方面经常是和初始预算大打折扣或是迟迟难以到位。加上中线工程涉及6个省份，从中央政府到省委到地方，多重利益交织在其中。供水区和受水区之间没有明确的由调水份额建立起来的对应结构或机制，因此补贴金额的数目和来源也难以准确界定。我咨询了一个市委负责南水北调的亲戚，他说市政府已经多次就水源保护治理、库区生态修复、经济效益损失等问题向上级打报告申请政策和资金支持，但仍存在较多缺口。在一些中线工程相关会议上，有中央领导也有省委领导，当谈到补贴问题，地方政府常常也很疑惑这笔钱到底该问谁要。

同时，移民搬迁也是对水源地人民的一次考验。丹江口大坝一期工程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两次移民共计46.9万人，占移民总数的58.6%。一个经历了移民外迁的同学告诉我，移民新村的生活环境不错，但房子质量不太好。附近大多是一些国家农场，移民按人头分配了田地，基本被集体承包出去了。他认为，一般的老百姓能按上头政策拿到既定的赔付已经很不容易了，一些村干部等领导在赔付中得到的更多，也有一些利用农民对政策不了解的信息费用骗取拆迁款的行为。根据这个同学描述的搬迁赔付比例和涉及的人口数量之多可以知道，南水北调工程移民搬迁这块儿的补贴赔付也是一笔巨款，因此南水的成本更高了。

此前受到诟病的三峡工程主要由政府承担了所有的费用，这次南水北调提出了“准市场运行机制”的设想。但是从受水区的水价和电费情况来看，并没有随市场发生明显变动，主要还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出资协调利益和资源分配。南水北调工程体量之大，仅中线就穿越8个省，利益关系相当复杂，因此所涉及的交易费用之高可以想像。

由此，我联想到科斯定理中说到只有界定了产权，在市场交易下资产的使用会带来最高的资产价值。那么为什么政府不对水资源界定产权，由受水区直接补贴水源地；或是在受水区采用市场化水价，将运输等成本算在水价里来调节供需和分配从而减少租值消散呢？也许是高昂的交易费用和难以抚平的民意在作怪。

成本高启的南水为何提不起价

北京近年来已面临严重缺水的发展困境，很多河流已经枯竭，常年超量开采地下水导致生态严重破坏，地下水的质量也逐年下降，水资源严重供不应求。截至2015年12月，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累计分水水量22．2亿立方米，向北京市输水8．4亿立方米，基本覆盖中心城区、丰台河西地区等，“南水”已占北京城区每日供水量的4成以上。此外，中线工程通水以来，北京向运行中的地下水水源地补充南水，重点回补了多年来超采严重的密云、怀柔、顺义水源地，遏制了地下水水位下降趋势。关于水质，我问了几个北京读书的同学，他们认为南水来了之后，水质是变好了的，比如平常烧水的时候白色的水垢明显减少了。

由此可见，在供需紧张的情况下，北京通过南水北调的确得到了水资源的充分补给、生态环境改善以及水质的提升。虽然从居民的角度来看，用本地水或南水的区别并不大，但是这两种水的成本是截然不同的。北京正式通南水是2014年12月12日，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的文件，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初期分6区段实行成本水价，调水距离越远，价格越高，运到北京市的综合水价为每立方米2.33元。工作人员指出，初期水价是最基础的成本价格，没有考虑对水源地的生态补偿。

然而，据我了解，北京最近一次提高水价是在2014年5月1日，开始实行阶梯水价（如图所示）。

市属供水成本监审报告显示：自来水作为一种公共资源，长期以来实行政府定价，秉持低价原则，甚至出现“成本倒挂”现象，导致供水企业亏损运营。“按照居民现行水价，若不算政府补贴，北京目前每立方米水亏损超过2元。”

也就是说，在南水运送之前北京的水价就已经出现了“成本倒挂”的现象，如今背负着高昂成本北调而来的南水更应该提高价格，但是在政府干预下居然与本地水同价。当然，水价不提不代表这些蓄水、运输、治理的费用不存在，南水之所以能和本地水“同水同价”正是因为政府进行了价格管制，对整个北京市居民用水进行补贴，而不是把成本打进居民的水费里体现。没有产权界定的水资源在政府价格管制之下自然会引发租值消散。那么政府为什么宁愿负担如此沉重的用水补贴也不愿意提高一点点水价呢？

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民众不愿意为市场化的高昂水价买单。说到水价问题，全国各地的老百姓都很敏感。2014年北京实施阶梯水价一事就引来各方争议，随便在网上一搜就是《水价改革就是提高水价？》《北京水价上调一周民众反响强烈》这种题目的新闻，政府在水价调整前做了大量听证会，事后也多次解释说明，发布成本报告等通过各种方式，花了很长时间才逐步安稳了民心。这一点可以从发改委负责人处得到印证： 2014年北京已经进行水价调整，其中居民实施阶梯水价，非居民执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大幅度提高特殊行业水价，节水效果已初步显现。尽管南水北调来水后，北京供水成本将增加，“但考虑到居民水价政策要相对稳定，2015年北京不会调整居民水价。”

可见在中国要想调整一次水价交易费用是相当高的，加上北京特殊的政治地位，如何维稳如何获得民意才是最重要的。在北京，从交通费、学杂费到蔬果蛋奶等生活用品的价格都不高，相较上海、广州、深圳价格要低的多，甚至比很多2、3线城市还便宜，这明显不符合经济学原理和生活常识。政府在物价上进行价格管制，从而降低北京人生活成本营造出一派和谐满意的生活图景，殊不知交通拥堵、雾霾严重等问题正是这样埋下了隐患。

如果真的按照市场化机制来给南水定价，价格将远远高于现行水价。我咨询了几个北京同学，他们认为现在的水费并不算贵，但是问到使用高成本的南水是否应该提价时，他们纷纷表示水价关乎民生，政府本来就应该补贴一些，不可能收的太贵不然肯定有群众闹事。可见北京人早已被政府各种各样的福利政策惯坏了。

又想马儿好，又想马儿不吃草。在水价的问题上和雾霾、拥堵类似，北京人每天在朋友圈和媒体上怨声载道希望能改善空气污染和道路拥堵，但一说要收环境污染费和拥堵费立马骂声一片，纷纷把社会公平、民主、道德拿来上纲上线，指望全靠政府出钱来解决。看上去政府补贴好像和自己没什么关系，但补贴还是来自财政收入，来自每一个纳税人。如果能界定水资源的使用权和产权，使用市场化的价格准则将大大减少这过程中的租值消散。

老师此前举过一个珠三角的例子，广州为了保证饮用水安全出钱补偿上游的工业企业，方法就是直接把钱算在广州市民的水费里。水资源虽然难以界定所有权，但是因为具有使用权因此是可以通过界定产权从而使价值得到最大发挥的，符合科斯定理在现实生活的运用。那北京为什么不能效仿呢？我认为这是第二层原因，界定水权的交易费用太高了。南水北调工程规模宏大，仅中线工程就跨7个省份，水源地和受水区众多，不象广州的例子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想要界定哪个地区让渡了自己的水资源，哪个地区接受了南水补充的交易费用很高，如果具化到每个地区用了多少南水，水价应该提升多少这些问题上就更难计算了。获益者获益多少，受损者到底损失多少，掌握相关信息本来就涉及很高的交易费用，双方谈判和最终达成协议又会带来交易费用。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社会整体效益政府会选择不界定产权，从而导致非价格准则出现，也就是租值消散。当然，如果一定要分区域按调配的水量、成本重新计价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最终费尽千辛万苦算出来与市场匹配的南水价格民众能否接受就是另一回事了。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政府现行的方式是用行政手段干预南水定价、资源配置和各方利益分配。从报告中可以看出，政府直接根据自己的测算对南水进行了成本定价，但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这其中消散的租值，一部分通过政府补贴来弥补，其实是用全国纳税人的钱为北京人喝上低价格高质量的南水买单。另一部分是政府通过压低南水水源区居民的租值，来保持北京较低的水价，比如减少原定的移民搬迁补偿、降低水源区生态水质维护费用等。实际上造成了“倒挂现象”，即水源地的民众并未享受到由于水权转让所应获得全部的收益，这部分被蚕食的租值反而用在了补贴购买南水的北京市民身上。同时，政府人为管制水价，扭曲了水资源市场的供需关系和定价标准，北京居民也无法通过水价或用水情况获知当地水资源匮乏程度，反而是增加了其中的信息费用，最终无法缓解北京的用水紧张和水生态的继续恶化的趋势。

只开源不节流“南水”难解缺水之痛

有数据显示，北京本地多年平均水资源和外调水资源的总量仅为31亿立方米，2014年用水量为37.5亿立方米，缺口达6亿立方米，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北京人均水资源量仍仅有150立方米左右，远低于国际公认的1000立方米缺水警戒线，甚至低于人们印象中非常缺水的以色列的290立方米。加上北京地下水常年过度开采，已经出现严重的大面积地面沉降塌陷，河湖干涸数量相当多。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得出由于政府的人为价格管制，导致了水资源的低效利用，加上北京市日益增长的庞大需求，维持北京市水资源充分合理的利用和城市的正常运转，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开源节流。即通过市场化的手段，使得交易费用降到最低。

如今，南水北调解决了开源的问题，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北京的用水难，但是如果不通过提高水价的方式调节供需，提升市民和高能耗企业的节流意识，恐怕调再多的水也只能缓一时燃眉之急。供需理论的强大就在于能够真实的反映市场现状并自发形成调节机制，价格上去了，需求自然就下降了，即使是水资源也不列外，在中国很多企业水资源利用率极低正是因为成本低下的水价。因此，水价上涨是最直接的减少水资源浪费的方式，比花高价拍各种公益广告做宣传或者政府干预从中进行资源配置都要节省交易费用，并且可以最大程度减少租值消散。

说到涨价，社会上很多人提出水价关系民生不能随便涨，可以通过宣传教育等方式提高公众节水意识。可是看看现实就知道了，人都是自私的理性人，在社会生活中追求个人效益的最大化。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节约用水，随手关水龙头，但我还是经常在公共场所（比如公共卫生间、游泳馆、餐厅）看到无人使用的水龙头一直开着水流不停。不过这种现象却鲜少在自己家出现，记得小时候偶尔粗心忘了关水龙头或者没拧紧，妈妈都会责怪我说“你以为在外面住酒店呀，家里的水要自己掏钱的！下次不能再这样了。”可见价格对于用水需求一定会有影响的。也正是出于人类的自私本性，生活中浪费水资源的例子比比皆是。

政府补贴水价原本是为了降低居民和企业的经济负担，但是却反而助长了人们肆意使用并浪费水资源的行为。北京市民不用多花钱就用上了成本高昂的南水，看似是政府干了件有利于民生的事，但带来的后果是很容易让北京市民和相关企业产生一种错觉，北京并不缺水。很多居民根本没有意识到北京的水资源已经如此匮乏，水生态环境如此恶化，更想像不到水源地人民为修建水坝、搭输送线路、水质处理付出了多高的代价。政府的价格管制增加了民众了解到真实情况的信息费用。

另一方面，政府在南水北调中应该做好区域利益的协调。南水北调这种水利工程是反自然规律的，通过建水库、修大坝的方式将南水倒运到北边，对水源地和沿线城市的生态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和伤害。家住丹江口市的同学告诉我，自从修了水库，丹江口和武当山那附近连续出现了几次干旱，因为调水量太大远超国际公认的河道资源开发利用上限，导致汉江下游水量减少，本地水位上不来。同时，库区周围也衍生出多处地质灾害隐患。依赖行政命令可以保证北京市的用水需求，却可能牺牲了其他地区的发展。其实，水源地人民是让渡了自己对南水的使用权，才能让工程沿线地区的人们如愿用上这股清流的。因此，政府应当在界定权限后对水源地政府和居民做出相应的补偿，通过资金补贴或政策支持的方式回收租值。虽说北京身居要位，但其他地区也不应当成为被蚕食租值的牺牲品。有实现了水资源的权利界定和市场制度，才能运用价格准则的方式将资源价值发挥到最大功效。

建立水权制度市场化水价指日可待

水是准公共物品的性质并不能成为市场化定价的阻碍，沙特阿拉伯就是水比油贵的典型代表。受水资源匮乏困扰的不止是沙特，香港近年来多次购买广东水，新加坡也将眼光投向了马来西亚的水市场，这两个地方的水价都不低，已经完全接近市场化。

因此，如何缓解北京水资源匮乏的问题，关键就在于建立水权制度，通过市场化的交易机制厘清水的定价，这样才能够减少政府干预所带来的巨大的交易成本（包括对水源地的补偿和用水地的补贴）。在实际操作上，根据世界银行建议，水价占人均收入的3%左右，目前中国只是1%－2%。我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政府在阶梯水价的基础上，根据每户用水的基本需求和实际供水成本提升各阶梯水价，减少政府补贴，让价格趋于市场化。用得起水的人就多交钱，用不起水的人就节流少用一些，对于特困户也可以有定向的精准的基础用水量补贴，比一揽子直接从管制水价来补贴要高效的多。对工业和污染企业等特殊行业可以大幅提升水价，从而减少浪费，增强民众和企业的节流意识，用价格准则来解决问题会减少很多租值消散和不必要的麻烦。同时，政府应该强制停止北京地下水的开采，多使用外地调水资源或海水淡化等新技术的尝试，让北京的水生态系统得以修复，留得青山在才不怕没柴烧呀。

当然，想要实现市场化的定价机制离不开水权的建立和界定，而且这件事只能由政府来做交易费用最低，整体效益最高。如果用民主投票的方式解决，那所有北京居民都会出于自己的利益选择不提价，给出各种各样的道德绑架理由向政府施压，形成少数人的暴政。最终还是和现在一样的结果，蚕食了水源地和全国纳税人的租值来为北京水资源的价差买单。如果用纯市场的方式解决，虽然不会损失各方利益，但是会带来高昂的交易费用。按照市场化定价，北京会产生两种不同的水市场，一种是低价的本地水，一种是高价的“南水”，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自私心理，人们会倾向于选择本地水，不用高价的“南水”。如果这样，那本地水将供不应求，而此前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投入的南水北调工程则前功尽弃。目前，南水北调东线就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山东等省份面对成本上升的南水纷纷下调用水额度申报，表示价格太高恐民众接受不了，在自身水资源可以负荷的前提下还是优先开采地下水为主。即使有人出于环保或者健康的考虑，愿意花高价使用高质量的南水，如何挨家挨户统计不同的用水需求，是否需要根据不同选择另外铺设管道等都是新一轮的难题，在这里使用市场机制的交易费用相当的高。因此，这时候就需要政府的强制力和独裁发挥作用了。由政府界定水权，建立完善的水交易市场，再运用价格准则和市场机制进行合理的水价调整可以大大降低交易费用，是效率最高解决方法。

由于这个题材过于宏大，以上只是学生根据所了解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分析和设想，如有不合理的地方还请老师多见谅。作为南水北调水源地的居民，我很关注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也希望可以有真正行之有效的方法让受水区的水资源利用率和水生态都得到优化。